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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六章 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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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六章 联墨(第 2/4 页)
自孔子将儒生的出路定义为做官以后，“学仕”这句话在儒生们心中的分量已经超过“学而时习之”、“君子学以致其道”等诸多教人向学的经典言论，已堪称能与仁、义、礼、智、信、恕、忠、孝等儒学核心思想列在同一高度，成为当代儒士向学的目标与戒律指引。
这个时期儒学所提出的“学仕”比先秦有了巨大的改变，它已明确告诉儒学子弟，“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做官”，并且，在你“学”的同时感觉有余力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官，即学而优则仕。优：盈余。
“做官”时候感觉仍有余力，那么你就继续向学，即仕而优则学。
而在做官的同时继续向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更好的做官！
而这条路是没有止境的，即“学无止境”。
孔子的做官理论给了儒学与天下众多儒生一条明路，一条坦阔大道，同时也为儒学成为王教、国学首选奠定了基础，奠定了儒士做官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这个千年不变的现象级改变。
四百年大汉、九百年儒学，这句话可不是开玩笑的，毫不夸张地说，有了孔子的指引，即便汉朝有朝一日覆灭了，儒学还是依旧可以传承下去，亦会有众多的儒生陆续作为辅佐当代明君的辅臣，这是其余诸子百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领着张煌踏足了太学这座儒家堪称圣殿的地方，曹操也并没有跟张煌商讨什么实际的问题，他只是让张煌在这里混个脸熟罢了，四周自有一些儒生会向曹操背后的势力报告张煌代表何进大将军出现的这桩事。
事到如今，张煌显然也已经猜到曹操背后的势力了，那可不止是文官集团那么简单，站在曹操背后的是儒家。是囊括整个朝廷内文官的儒家。不可否认文官中或许也有不支持儒家跟何进大将军合作的人，但即便如此，持支持态度的势力，依旧占绝对多数。
“折巾仕。”
曹操低声向张煌说出了当代儒家真正的掌舵人。准确地说那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个众体。
折巾仕这个称呼，出自“林宗折巾”这个典故。
林宗，即郭林宗，即早已逝世近二十年的名仕郭泰、郭林宗，此人非但与许邵并称“许郭”。更有后人将他与另外两位不同朝代的贤仕并称为“介休三贤”，这两人分别是春秋时晋国贤臣隐士介子推（火烧绵山、寒食节的由来），与北宋名相文彦博。
郭泰又与李膺交好，二人互为知己，而李膺是当时太学生的领袖。总而言之，当时这群儒士比朋为友，在朝野同进同退，打算联合起来用言论打压宦党，结果因为当时的皇帝桓帝偏信宦党而遭到迫害。
但是因为当时李膺掌握着不少宦党亲族的犯罪证据，因此宦党并不敢鱼死网破。在逼李膺退隐后，又杀害了太学中一些带头的儒生，这桩事就算暂时告一段落了。
这即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到桓帝驾崩、天子刘宏掌政，儒学当时的领袖陈藩担任太尉，与大将军窦武合谋诛杀宦党，可惜失败，致使第二次党锢爆发。
这场儒生们失败的反击，终于引起了宦党的恐惧与怒火，于是在第二次党锢事件中，大批的儒士遭到迫害。有的下狱监老死、有的被拷打致死、其余参与者“终生不仕”，名仕李膺亦是死在第二次党锢之祸当中。
可想而知，儒家跟宦党究竟有着何等的血海深仇！
而折巾仕，便是当初跟郭泰一同被党锢牵连的当代名仕。也是目前儒家中最具地位与言论权的引导者。
“折巾仕”、“清流党人”、“太学士”，便是构成如今整个儒家的三个最核心部分。其中折巾仕充当着引路人，相当于当代儒生的榜样；清流党人即朝中“清党”，由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在朝文官或在野名仕组成，非但是大汉朝廷的中坚力量，亦是儒家中准备接棒的折巾仕继承者。代表人物有杨赐、马融、郑玄、卢植、臧旻、荀爽、袁逢、袁隗、蔡邕等等；而太学士则整个儒家的基层力量，同时也是引领着天下儒生的标示，臧洪、杨彪等皆是其中佼佼者。
论地位看似是太学士最低，但实际上，太学士的影响力却是最大的。就拿臧旻、荀爽、袁逢、袁隗等人来说，他们都是从太学里走出来的名仕，理所当然对太学抱有深厚的感情。而臧旻有儿子臧洪，荀爽有整个颍川荀氏书院不说，还有荀彧、荀攸等荀家子弟，袁逢、袁隗的身后则站着袁绍、袁术两名子侄，哪怕是曹操，他老爹曹嵩也属于太学士出身。
还有张温、孔融、陶谦、刘馥、公孙瓒（卢植弟子）、刘表、刘繇、刘焉、边让、孙坚（由张温提携）等等等等，这个关系网，几乎囊括未来整个天下的俊杰，可想而知，这股势力究竟有多么地庞大。
听了曹操的解释，张煌对于儒家针对宦党的怨愤丝毫不感觉意外，毕竟在二十余年前人家两股势力就在相互倾轧、相互攻伐了，而儒家势力遭到两次党锢之祸，当他们第三次向宦党做出反击时，那力度绝对是远超此前任何一次的。
再者，有了前大将军窦武作为前师，对于儒家有意与当今大将军何进联手，这也不是什么值得令人意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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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六章 联墨(第 2/4 页)
自孔子将儒生的出路定义为做官以后，“学仕”这句话在儒生们心中的分量已经超过“学而时习之”、“君子学以致其道”等诸多教人向学的经典言论，已堪称能与仁、义、礼、智、信、恕、忠、孝等儒学核心思想列在同一高度，成为当代儒士向学的目标与戒律指引。
这个时期儒学所提出的“学仕”比先秦有了巨大的改变，它已明确告诉儒学子弟，“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做官”，并且，在你“学”的同时感觉有余力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官，即学而优则仕。优：盈余。
“做官”时候感觉仍有余力，那么你就继续向学，即仕而优则学。
而在做官的同时继续向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更好的做官！
而这条路是没有止境的，即“学无止境”。
孔子的做官理论给了儒学与天下众多儒生一条明路，一条坦阔大道，同时也为儒学成为王教、国学首选奠定了基础，奠定了儒士做官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这个千年不变的现象级改变。
四百年大汉、九百年儒学，这句话可不是开玩笑的，毫不夸张地说，有了孔子的指引，即便汉朝有朝一日覆灭了，儒学还是依旧可以传承下去，亦会有众多的儒生陆续作为辅佐当代明君的辅臣，这是其余诸子百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领着张煌踏足了太学这座儒家堪称圣殿的地方，曹操也并没有跟张煌商讨什么实际的问题，他只是让张煌在这里混个脸熟罢了，四周自有一些儒生会向曹操背后的势力报告张煌代表何进大将军出现的这桩事。
事到如今，张煌显然也已经猜到曹操背后的势力了，那可不止是文官集团那么简单，站在曹操背后的是儒家。是囊括整个朝廷内文官的儒家。不可否认文官中或许也有不支持儒家跟何进大将军合作的人，但即便如此，持支持态度的势力，依旧占绝对多数。
“折巾仕。”
曹操低声向张煌说出了当代儒家真正的掌舵人。准确地说那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个众体。
折巾仕这个称呼，出自“林宗折巾”这个典故。
林宗，即郭林宗，即早已逝世近二十年的名仕郭泰、郭林宗，此人非但与许邵并称“许郭”。更有后人将他与另外两位不同朝代的贤仕并称为“介休三贤”，这两人分别是春秋时晋国贤臣隐士介子推（火烧绵山、寒食节的由来），与北宋名相文彦博。
郭泰又与李膺交好，二人互为知己，而李膺是当时太学生的领袖。总而言之，当时这群儒士比朋为友，在朝野同进同退，打算联合起来用言论打压宦党，结果因为当时的皇帝桓帝偏信宦党而遭到迫害。
但是因为当时李膺掌握着不少宦党亲族的犯罪证据，因此宦党并不敢鱼死网破。在逼李膺退隐后，又杀害了太学中一些带头的儒生，这桩事就算暂时告一段落了。
这即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到桓帝驾崩、天子刘宏掌政，儒学当时的领袖陈藩担任太尉，与大将军窦武合谋诛杀宦党，可惜失败，致使第二次党锢爆发。
这场儒生们失败的反击，终于引起了宦党的恐惧与怒火，于是在第二次党锢事件中，大批的儒士遭到迫害。有的下狱监老死、有的被拷打致死、其余参与者“终生不仕”，名仕李膺亦是死在第二次党锢之祸当中。
可想而知，儒家跟宦党究竟有着何等的血海深仇！
而折巾仕，便是当初跟郭泰一同被党锢牵连的当代名仕。也是目前儒家中最具地位与言论权的引导者。
“折巾仕”、“清流党人”、“太学士”，便是构成如今整个儒家的三个最核心部分。其中折巾仕充当着引路人，相当于当代儒生的榜样；清流党人即朝中“清党”，由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在朝文官或在野名仕组成，非但是大汉朝廷的中坚力量，亦是儒家中准备接棒的折巾仕继承者。代表人物有杨赐、马融、郑玄、卢植、臧旻、荀爽、袁逢、袁隗、蔡邕等等；而太学士则整个儒家的基层力量，同时也是引领着天下儒生的标示，臧洪、杨彪等皆是其中佼佼者。
论地位看似是太学士最低，但实际上，太学士的影响力却是最大的。就拿臧旻、荀爽、袁逢、袁隗等人来说，他们都是从太学里走出来的名仕，理所当然对太学抱有深厚的感情。而臧旻有儿子臧洪，荀爽有整个颍川荀氏书院不说，还有荀彧、荀攸等荀家子弟，袁逢、袁隗的身后则站着袁绍、袁术两名子侄，哪怕是曹操，他老爹曹嵩也属于太学士出身。
还有张温、孔融、陶谦、刘馥、公孙瓒（卢植弟子）、刘表、刘繇、刘焉、边让、孙坚（由张温提携）等等等等，这个关系网，几乎囊括未来整个天下的俊杰，可想而知，这股势力究竟有多么地庞大。
听了曹操的解释，张煌对于儒家针对宦党的怨愤丝毫不感觉意外，毕竟在二十余年前人家两股势力就在相互倾轧、相互攻伐了，而儒家势力遭到两次党锢之祸，当他们第三次向宦党做出反击时，那力度绝对是远超此前任何一次的。
再者，有了前大将军窦武作为前师，对于儒家有意与当今大将军何进联手，这也不是什么值得令人意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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