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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2章 青梅煮酒 → 董卓进京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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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2章 青梅煮酒 → 董卓进京述论(第 2/4 页)
董卓以暴力夺权，又将暴力充斥于新朝。诸史谓董卓“以严刑胁众”，“人不自保”，“群僚内外莫能自固”〔18〕，显然已引起关东士大夫的反感和恐惧。至于董卓纵容军士在洛阳附近杀掳*，社会的基本秩序荡然无存，更造成各阶层对其政权普遍的敌意。所以，尽管董卓获得了“讨灭宦竖”的名声〔19〕，尽管他用心笼络党人名士，党人名士最终还是要与他分道扬镳。
然而由于董卓集团的骨干分子多出自凉州，与中原党人名士一向存在地域的阻隔，双方政治、文化的冲突，又凸现为关东、关西对立的形式。总之，董卓统治关东，面临着复杂错综的矛盾。关东州郡举兵反对董卓，就是这些矛盾激化的结果。
（二）董卓集团的羌胡化倾向
以往人们评论董卓之乱，时常将其与羌胡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董卓以并州牧率兵进京，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再带到洛阳的〔20〕。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复杂，其中的确搀杂了羌胡。《后汉书董卓传》中平六年卓上书云：“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由同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可知“湟中义从”乃是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秦胡”一词何义，学界众说纷纭，台湾学者邢义田释为胡化的汉人，是比较合理的〔21〕。不过，汉末凉州的胡化，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而羌化的胡（湟中义从）、羌化的汉（秦胡）与羌（即羌胡），当时并无清晰的界限。所以，董卓可以将所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一概称为“羌胡”；应劭可以说“董卓拥胡兵”〔22〕；蔡琰也可以认定“卓众来东下，……来众皆胡羌”了〔23〕。
董卓出身汉族，《三国志》、《后汉书》都有明确记载，皇甫规妻却斥之为“羌胡之种”，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于羌胡之风的缘故。《三国志董卓传》：“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交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难免受其影响甚至同化。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载杨琦之语：“〔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系北地人〔24〕，北地亦为“羌祸”殃及之域，故杨琦所谓“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献帝起居注》又谓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支胡赤儿”，《三国志董卓传》载赤儿素为牛辅“所厚”〔25〕。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信已习惯于其“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的经历，绝非个别的现象。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恐怕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
这样一来，在中原士大夫眼中，董卓集团在汉魏之际的
活动，尤其是他们进京后的暴行，就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
双方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层民族冲突的色彩。董卓试图在关
东立足，也变得愈加困难。
（三）凉州集团与并州集团
关东州郡与董卓兵戎相见时，吕布等并州武人，却选择了继续与董卓合作的立场。凉、并两大集团关系的演变，对汉末政局的转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后汉书董卓传》谓董卓进京之初，“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并、凉势力的合流由此而发端。我们知道，灵帝中平六年以董卓为并州牧，《三国志吕布传》记丁原由并州剌史改任骑都尉，当与此同时。丁原籍贯、家世未详，根据东汉时期官吏任职迴避制度，〔26〕可以断定丁原本非并州人。然而丁原的僚佐却是从当地征辟的，如《三国志吕布传》：“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同书《张扬传》：“云中人也。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张辽传》：“雁门马邑人也。……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
丁原任骑都尉后移驻河内，据《后汉书公孙瓒传》注引《续汉书》，丁氏在河内至少有数千兵。《吕布传》又称：“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丁原在并州，利用一些武力见长的僚佐，组建了强劲的武装。他离开并州时，又把这支军队带到河内。丁原对吕布“大见亲待”，是要借助他继续控制并州兵。何进“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丁原、董卓皆在其中〔27〕。他们依靠各自掌握的地方武装，同时获得了干预中枢的机会。
袁宏《后汉纪》于灵帝中平六年八月董卓迎少帝还宫一事下复载：“武猛都尉丁原将河内救何氏，拜执金吾。”由此事时间推测，丁原拜执金吾，应是董卓的安排。董卓虽然抢先一步进京，将少帝、太后挟持在手，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但另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又知他在军事上并不具备压倒丁原的实力。董卓急于发表丁原为执金吾，着意加以安抚，反而暴露出他对丁原及并州兵的戒备、畏惧之心。
丁原拥兵自重，对董卓构成肘腋之患。而董卓能否顺利铲除丁原，关键又在吕布。那么，吕布何以会背叛丁原而投靠董卓呢？如上所述，董卓进京时兵力有限，丁原凭藉并州之兵，足以与之抗衡。董卓采取欺骗手法：“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28〕吕布等并州将大概也被迷惑，一时慑服于凉州大军的威力。又《吕布传》谓卓“以布为骑都尉”。上文提到丁原在河内时任骑都尉，董卓擢吕布为骑都尉，大约是让他接管丁原旧部。我怀疑，这可能就是董卓引诱吕布倒戈的条件之一。
不过，吕布投靠董卓，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吕布、董卓所在的并、凉二州，东汉后期既是“羌患”蔓延的主要区域，又是对羌战争的主要战场。并州境内原本有许多内徙的匈奴人，后来又涌入大量羌胡。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董卓及凉州将因而“习于夷风”，已见上述。吕布一班并州将，可信亦与之类似。《吕布传》谓董卓“甚爱信之，誓为父子”。他们同样“寡于学术”，而以骁武闻名乡里；最初又都担任低级军职，早年经历十分相近。董卓、吕布二人气味相投，并非偶然。
《后汉书》称“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除凉州将外，也应包括吕布等并州将。董卓政权中官员的高低、文武之别，同时又成为关东党人名士与凉、并武人集团的分野。《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录》：王睿“以坚武官，言颇轻之。”琅邪王睿系大族名士，已不待言；孙坚的身分，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是“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29〕。他们的关系表明，汉末大姓名士对于武人阶层的态度，是相当轻蔑的。
孙坚、董卓处在敌对状态，李傕、吕布分属凉、并二州，但是他们又有共同的特点：即缺少学术声誉，而以武力着称。他们都属于社会地位不高的武人阶层。
概言之，并州武人集团追随董卓与关东党人名士对抗，最终取决于他们地域、文化、习俗及社会阶层的背景。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董卓政权的本质，是代表一批来自西北边州、深受羌胡影响的中下级武官的利益。
三、董卓迁都与王允之谋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挟献帝迁都。 据《三国志武帝纪》，关东联军方面的曹操，对此有一番评论：“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依曹氏之见：如果董卓高举献帝的旗号，分兵占据长安、洛阳，仍能与关东诸军抗衡。但是，董卓却执意放弃洛阳，退守关中，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董卓入关不久，便出现王允之谋，董卓政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事的背景又是什么？
（一）董卓迁都的真实意图
《后汉书董卓传》曰：“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却。及闻东方兵起，惧，……欲徙都长安。”一些学者由此推断：董卓决策迁都，一是迫于关东兵的压力，二是担心白波军切断退路。我认为，这第二条理由是难于成立的。
《后汉书献帝纪》系白波军攻河东、牛辅击白波二事于中平六年十月；而关东州郡起兵反抗董卓、董卓杀弘农王二事，则在次年即初平元年正月。《献帝纪》载当月大事又有：“白波贼寇东郡”。白波军兴于白波谷，诸史皆谓谷在西河〔30〕，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在河东，似不确。河东横亘于洛阳、长安之间，西河在其北部，东郡则在洛阳以东的兖州境内。董卓醞酿迁都时，白波军已经转战东郡，对于董卓西迁的路线，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
《三国志武帝纪》载：董卓将献帝迁往长安，他本人则“留屯洛阳”。袁绍诸军分据河内、酸枣等处。“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当时关东方面总兵力达十万以上〔31〕，却畏惧董卓而不敢出战，说明董卓军队的战斗力相当强大。另据同书《孙坚传》：“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又知董卓的兵力已远远超过刚到洛阳时的三千步骑。该传注引《山阳公载记》录董卓语曰：“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并未把袁绍之辈放在眼里。既然如此，他何以又非要撤离洛阳不可呢？
此时董卓的军队大致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跟随他进京的凉州兵；二是丁原旧部的并州兵；三是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四是进京后陆续招纳、补充之兵。其中，董卓真正信赖的凉州兵仅三千人。
董卓所率凉州之兵，本来远不止三千。《后汉书董卓传》记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董卓在凉州，“将兵三万讨先零羌”。 同书《皇甫嵩传》载中平五年董卓与皇甫嵩“各率二万”，共拒王国。又《董卓传》载灵帝“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拒绝交出军权，“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后汉纪》则谓卓“选五千骑，将自河津渡”。到他自河东入朝，“步骑不过三千”，兵力只有在凉州时的十分之一了。董卓就任并州牧之前上书，有“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数语〔32〕。这批凉州部曲既然如此留恋故主，何以最后又纷纷弃董卓而去呢？
由以上记载可知，董卓越往东走，跟随他的凉州兵就越少。这说明凉州兵不愿脱离本土，尤其不愿脱离关西。董卓上书谓其部下为“湟中义从及秦胡兵”。另据《后汉书段熲传》：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熲将“湟中义从”讨沈氐诸羌，“义从役久，恋旧乡，皆悉反叛。”我怀疑董卓进京时兵员锐减，也是由于凉州兵“恋旧乡”所致。离开董卓的凉州兵是否返回凉州，不得而知。但估计他们大多仍滞留在关陇一带。《三国志》董卓及贾诩传：董卓被杀，李傕诸将以“为董公报仇”为名，将其众自陕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这十余万众之中，很可能就有与董卓“相狎弥久”，而又未曾随其进京的“大小士卒”。至少我们知道，董卓在关西的声望和影响，与在关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所以，董卓在面临关东诸军的压力时，自然会选择迁都长安的方案，期待重新以关陇为依托，实现与其凉州旧部的会合，从关中乃至凉州本土直接获得兵源。董卓到达长安之后，究竟补充了多少兵力，并无明确记载。诸史谓董卓经略关中，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33〕准备凭藉关中之兵，与关东势力分陕而治，他在洛阳那种“恐惧不宁”的心态一扫而光，其收关陇之兵为己所用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这又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董卓政权的地域性特征。
（二）王允之谋及其背景
董卓死于王允之谋。王允之谋的执行者是吕布等一批并州武士，此事进而导致并州与凉州人的血腥对抗。但王允之谋的基本背景，既不是并州与凉州人的地域冲突，也不是并州与凉州武将的权力争夺，而是党人名士与董卓政权矛盾的延续。
（1）党人名士入关意在追随献帝皇统
王允在政变成功后，告诫其党羽说：“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此话耐人寻味。众所周知，鼓动、领导关东州郡反对董卓的核心人物，即王允所谓“关东举义兵者”，大多为汉末党人名士。而王允其人，同样也是一位颇具影响的大名士。上引王允之言，就明确将起兵抗拒董卓的关东党人名士，称为自己的同类。
相反，王允对于参与密谋的并州人吕布，却有另外一种看法。《后汉书王允传》谓允“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反映出二者人物层次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隔膜。这与王睿“以〔孙〕坚武官，言颇轻之”，情形非常相似。《三国志吕布传》又云：“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王允为实现其政变计划，暂时抛弃成见，殷勤接纳“州里壮健”吕布，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对吕布之流的评价。
王允之谋并非一起孤立的事件，在吕布刺杀董卓之前，长安朝廷中已多次出现针对董卓的密谋。据《后汉书》、《三国志》，先后参与其事者，有司徒王允、司空荀爽、卫尉张温、执金吾士孙瑞、侍中种辑、越骑校尉伍孚、司隶校尉黄琬、黄门侍郎荀攸、尚书郑泰、议郎何顒等多人。他们既是党人名士〔34〕，又是西京士大夫集团的中坚分子。问题在于，王允、荀爽等一批党人名士，在关东州郡起兵之后，何以未能加入“关东举义兵者”的阵营，而是跟着董卓跑到关西去了呢？
王允等党人名士入关的原因比较复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决心追随献帝的皇统。上节已说明：废少立献虽系董卓所为，但献帝的名分一经确定，在士大夫们心中就难于动摇。诸史谓袁绍得以起兵冀州，又有赖于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这份伪造的文书言及“天子危逼，企望义兵”，正是借助献帝名义，号召关东州郡讨逆〔35〕。
曹操斥责袁绍等人拥立刘虞，已见前引。刘虞本人对称帝一事也是严辞拒绝，《后汉书》本传载其言曰：“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表达了继续翼戴献帝的心迹，与曹操可谓不谋而合。而且至曹操“将迎天子”之际，袁绍亦转念“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36〕由此可见，献帝在东汉末年特殊的政治地位，暂时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所以，只要董卓依旧维持献帝的皇统，就会有一批党人名士与之合作，至少能够继续留在其政权之中。我们的问题是，王允、荀爽等人既然同意与董卓一道入关，入关之后，何以又迫不及待地策划反对董卓的密谋呢？
（2）董卓“篡逆已兆”是王允密谋的重要背景
在王克、荀爽以及许多党人名士看来，董卓入关后对待献帝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后汉书王允传》：允至长安，“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遂与黄琬等“谋共诛之”。所谓“篡逆已兆”，就是说发现了董卓篡夺皇位的征兆，这无疑是一项严重的指控。那么，董卓的“篡逆”，是否确有其事呢？
《袁绍传》载董卓提议废少立献时又表示：“刘氏种不足复遗。”胡三省评论此事，谓“卓意欲废汉自立”〔37〕。袁绍当时对董卓说：“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竭力为汉家法统辩护。我想袁绍并非无的放矢，他已看透董卓的野心，于是警告其不要觊觎神器。然而，董卓毕竟保留了一位刘姓的天子，所以我们尚未从更多的士大夫那里，听到袁绍这一类影射“篡逆”的议论。
我怀疑是董卓入关以后的某些做法，引起了西迁的党人名士的警觉和反感。本文第一节引述《续汉书》及《袁山松书》，谓董卓以“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为由，废除和、安、顺、桓四帝的尊号。灵帝的庙号，则未见史载，也许此前被董卓以同样的理由废除，抑或根本就未曾议定。汉末党人名士的清议运动，虽然表达了对当时腐败政治的不满，但直言批评东汉皇帝者却并不多见。董卓则不仅提出和帝以下诸帝“功德无殊，而有过差”，又公开贬去他们的庙号。这显然是一项非常之举，可能会被党人名士视为否定东汉皇统，乃至“废汉自立”的先兆。
《后汉书董卓传》：卓至长安，“遂僭拟车服，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时人号‘竿摩车’，言其服饰近天子也。”《三国志董卓传》注引《魏书》作“言其逼天子也。”《后汉纪》作“言逼上也。”据《续汉书舆服志》，此车应为皇太子所乘〔38〕。董卓在舆服方面的僭越行为，似不限于“竿摩车”一端，而且此事已招致朝野间普遍的非议〔39〕。
董卓西迁时又自尊为太师，号曰尚父，位在诸侯王上〔40〕。《史记齐太公世家》“师尚父”条裴駰引刘向《别录》曰：“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董卓以太公望吕尚自况，张扬出凌驾汉帝的气势。《三国志董卓传》谓迁都以后，“公卿见卓，谒拜车下，卓不为礼”。由董卓这类违反礼制的举动，可见其俨然是以王者自居的。《董卓传》又说他改变成规，“召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府启事”，在制度上已明显超越宰相职责，严重地侵犯了皇权〔41〕。
《后汉书董卓传》又曰：“〔卓〕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其子孙虽在龆龀，男皆封侯，女为邑君。”这与迁都之前“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的局面，形成极大的反差。董卓强化其家族在长安政权中的权势，董氏子弟纷纷加官晋爵，地位之烜赫， 一时大有超越皇族之势。
凡此种种，均可能成为王允、荀爽等人的口实。党人名士们一旦确认董卓“篡逆已兆”，就会迅速行动起来，携手捍卫献帝法统与汉家社稷。在此形势下，反对董卓的密谋便接踵而至了。
董卓被杀后，李傕诸将反攻长安。城陷之时，吕布劝王允逃往关东，王允答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乱苟免，吾不忍之。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42〕此所谓“关东诸公”，指起兵关东的党人名士。联系前引王允“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之言，可知当时分处关东、关西的党人名士，往往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所谓“勤以国家为念”，就是要为汉室效忠，他们甚至不惜“奉身以死之”。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关东方面的例子。就在熲川荀爽随献帝入关的同一年，即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爽从子彧在东郡归附曹操。荀彧佐曹操创大业，“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 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43〕，堪称曹魏建国之元功，已为人所熟知。然而，据《三国志荀彧传》；“〔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以忧薨。”王夫之论此事云：“九锡之议兴， 而刘氏之宗社已沦，”〔44〕指明其为曹操“代汉自立”之第一步。荀彧事曹操二十余年，始终又“以国家为念”。《读通鉴论》卷九说：“则彧者，操之谋臣，至于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宁，左挚右曳以亡其身。”又说他“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荀彧与其叔父荀爽，以及参与反对董卓密谋的其他党人名士，当时虽然属于对立的营垒，但他们对待曹操、董卓“篡逆”之举的态度，却是如出一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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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2章 青梅煮酒 → 董卓进京述论(第 2/4 页)
董卓以暴力夺权，又将暴力充斥于新朝。诸史谓董卓“以严刑胁众”，“人不自保”，“群僚内外莫能自固”〔18〕，显然已引起关东士大夫的反感和恐惧。至于董卓纵容军士在洛阳附近杀掳*，社会的基本秩序荡然无存，更造成各阶层对其政权普遍的敌意。所以，尽管董卓获得了“讨灭宦竖”的名声〔19〕，尽管他用心笼络党人名士，党人名士最终还是要与他分道扬镳。
然而由于董卓集团的骨干分子多出自凉州，与中原党人名士一向存在地域的阻隔，双方政治、文化的冲突，又凸现为关东、关西对立的形式。总之，董卓统治关东，面临着复杂错综的矛盾。关东州郡举兵反对董卓，就是这些矛盾激化的结果。
（二）董卓集团的羌胡化倾向
以往人们评论董卓之乱，时常将其与羌胡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董卓以并州牧率兵进京，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再带到洛阳的〔20〕。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复杂，其中的确搀杂了羌胡。《后汉书董卓传》中平六年卓上书云：“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由同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可知“湟中义从”乃是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秦胡”一词何义，学界众说纷纭，台湾学者邢义田释为胡化的汉人，是比较合理的〔21〕。不过，汉末凉州的胡化，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而羌化的胡（湟中义从）、羌化的汉（秦胡）与羌（即羌胡），当时并无清晰的界限。所以，董卓可以将所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一概称为“羌胡”；应劭可以说“董卓拥胡兵”〔22〕；蔡琰也可以认定“卓众来东下，……来众皆胡羌”了〔23〕。
董卓出身汉族，《三国志》、《后汉书》都有明确记载，皇甫规妻却斥之为“羌胡之种”，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于羌胡之风的缘故。《三国志董卓传》：“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交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难免受其影响甚至同化。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载杨琦之语：“〔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系北地人〔24〕，北地亦为“羌祸”殃及之域，故杨琦所谓“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献帝起居注》又谓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支胡赤儿”，《三国志董卓传》载赤儿素为牛辅“所厚”〔25〕。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信已习惯于其“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的经历，绝非个别的现象。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恐怕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
这样一来，在中原士大夫眼中，董卓集团在汉魏之际的
活动，尤其是他们进京后的暴行，就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
双方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层民族冲突的色彩。董卓试图在关
东立足，也变得愈加困难。
（三）凉州集团与并州集团
关东州郡与董卓兵戎相见时，吕布等并州武人，却选择了继续与董卓合作的立场。凉、并两大集团关系的演变，对汉末政局的转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后汉书董卓传》谓董卓进京之初，“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并、凉势力的合流由此而发端。我们知道，灵帝中平六年以董卓为并州牧，《三国志吕布传》记丁原由并州剌史改任骑都尉，当与此同时。丁原籍贯、家世未详，根据东汉时期官吏任职迴避制度，〔26〕可以断定丁原本非并州人。然而丁原的僚佐却是从当地征辟的，如《三国志吕布传》：“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同书《张扬传》：“云中人也。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张辽传》：“雁门马邑人也。……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
丁原任骑都尉后移驻河内，据《后汉书公孙瓒传》注引《续汉书》，丁氏在河内至少有数千兵。《吕布传》又称：“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丁原在并州，利用一些武力见长的僚佐，组建了强劲的武装。他离开并州时，又把这支军队带到河内。丁原对吕布“大见亲待”，是要借助他继续控制并州兵。何进“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丁原、董卓皆在其中〔27〕。他们依靠各自掌握的地方武装，同时获得了干预中枢的机会。
袁宏《后汉纪》于灵帝中平六年八月董卓迎少帝还宫一事下复载：“武猛都尉丁原将河内救何氏，拜执金吾。”由此事时间推测，丁原拜执金吾，应是董卓的安排。董卓虽然抢先一步进京，将少帝、太后挟持在手，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但另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又知他在军事上并不具备压倒丁原的实力。董卓急于发表丁原为执金吾，着意加以安抚，反而暴露出他对丁原及并州兵的戒备、畏惧之心。
丁原拥兵自重，对董卓构成肘腋之患。而董卓能否顺利铲除丁原，关键又在吕布。那么，吕布何以会背叛丁原而投靠董卓呢？如上所述，董卓进京时兵力有限，丁原凭藉并州之兵，足以与之抗衡。董卓采取欺骗手法：“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28〕吕布等并州将大概也被迷惑，一时慑服于凉州大军的威力。又《吕布传》谓卓“以布为骑都尉”。上文提到丁原在河内时任骑都尉，董卓擢吕布为骑都尉，大约是让他接管丁原旧部。我怀疑，这可能就是董卓引诱吕布倒戈的条件之一。
不过，吕布投靠董卓，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吕布、董卓所在的并、凉二州，东汉后期既是“羌患”蔓延的主要区域，又是对羌战争的主要战场。并州境内原本有许多内徙的匈奴人，后来又涌入大量羌胡。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董卓及凉州将因而“习于夷风”，已见上述。吕布一班并州将，可信亦与之类似。《吕布传》谓董卓“甚爱信之，誓为父子”。他们同样“寡于学术”，而以骁武闻名乡里；最初又都担任低级军职，早年经历十分相近。董卓、吕布二人气味相投，并非偶然。
《后汉书》称“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除凉州将外，也应包括吕布等并州将。董卓政权中官员的高低、文武之别，同时又成为关东党人名士与凉、并武人集团的分野。《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录》：王睿“以坚武官，言颇轻之。”琅邪王睿系大族名士，已不待言；孙坚的身分，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是“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29〕。他们的关系表明，汉末大姓名士对于武人阶层的态度，是相当轻蔑的。
孙坚、董卓处在敌对状态，李傕、吕布分属凉、并二州，但是他们又有共同的特点：即缺少学术声誉，而以武力着称。他们都属于社会地位不高的武人阶层。
概言之，并州武人集团追随董卓与关东党人名士对抗，最终取决于他们地域、文化、习俗及社会阶层的背景。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董卓政权的本质，是代表一批来自西北边州、深受羌胡影响的中下级武官的利益。
三、董卓迁都与王允之谋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挟献帝迁都。 据《三国志武帝纪》，关东联军方面的曹操，对此有一番评论：“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依曹氏之见：如果董卓高举献帝的旗号，分兵占据长安、洛阳，仍能与关东诸军抗衡。但是，董卓却执意放弃洛阳，退守关中，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董卓入关不久，便出现王允之谋，董卓政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事的背景又是什么？
（一）董卓迁都的真实意图
《后汉书董卓传》曰：“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却。及闻东方兵起，惧，……欲徙都长安。”一些学者由此推断：董卓决策迁都，一是迫于关东兵的压力，二是担心白波军切断退路。我认为，这第二条理由是难于成立的。
《后汉书献帝纪》系白波军攻河东、牛辅击白波二事于中平六年十月；而关东州郡起兵反抗董卓、董卓杀弘农王二事，则在次年即初平元年正月。《献帝纪》载当月大事又有：“白波贼寇东郡”。白波军兴于白波谷，诸史皆谓谷在西河〔30〕，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在河东，似不确。河东横亘于洛阳、长安之间，西河在其北部，东郡则在洛阳以东的兖州境内。董卓醞酿迁都时，白波军已经转战东郡，对于董卓西迁的路线，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
《三国志武帝纪》载：董卓将献帝迁往长安，他本人则“留屯洛阳”。袁绍诸军分据河内、酸枣等处。“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当时关东方面总兵力达十万以上〔31〕，却畏惧董卓而不敢出战，说明董卓军队的战斗力相当强大。另据同书《孙坚传》：“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又知董卓的兵力已远远超过刚到洛阳时的三千步骑。该传注引《山阳公载记》录董卓语曰：“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并未把袁绍之辈放在眼里。既然如此，他何以又非要撤离洛阳不可呢？
此时董卓的军队大致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跟随他进京的凉州兵；二是丁原旧部的并州兵；三是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四是进京后陆续招纳、补充之兵。其中，董卓真正信赖的凉州兵仅三千人。
董卓所率凉州之兵，本来远不止三千。《后汉书董卓传》记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董卓在凉州，“将兵三万讨先零羌”。 同书《皇甫嵩传》载中平五年董卓与皇甫嵩“各率二万”，共拒王国。又《董卓传》载灵帝“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拒绝交出军权，“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后汉纪》则谓卓“选五千骑，将自河津渡”。到他自河东入朝，“步骑不过三千”，兵力只有在凉州时的十分之一了。董卓就任并州牧之前上书，有“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数语〔32〕。这批凉州部曲既然如此留恋故主，何以最后又纷纷弃董卓而去呢？
由以上记载可知，董卓越往东走，跟随他的凉州兵就越少。这说明凉州兵不愿脱离本土，尤其不愿脱离关西。董卓上书谓其部下为“湟中义从及秦胡兵”。另据《后汉书段熲传》：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熲将“湟中义从”讨沈氐诸羌，“义从役久，恋旧乡，皆悉反叛。”我怀疑董卓进京时兵员锐减，也是由于凉州兵“恋旧乡”所致。离开董卓的凉州兵是否返回凉州，不得而知。但估计他们大多仍滞留在关陇一带。《三国志》董卓及贾诩传：董卓被杀，李傕诸将以“为董公报仇”为名，将其众自陕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这十余万众之中，很可能就有与董卓“相狎弥久”，而又未曾随其进京的“大小士卒”。至少我们知道，董卓在关西的声望和影响，与在关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所以，董卓在面临关东诸军的压力时，自然会选择迁都长安的方案，期待重新以关陇为依托，实现与其凉州旧部的会合，从关中乃至凉州本土直接获得兵源。董卓到达长安之后，究竟补充了多少兵力，并无明确记载。诸史谓董卓经略关中，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33〕准备凭藉关中之兵，与关东势力分陕而治，他在洛阳那种“恐惧不宁”的心态一扫而光，其收关陇之兵为己所用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这又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董卓政权的地域性特征。
（二）王允之谋及其背景
董卓死于王允之谋。王允之谋的执行者是吕布等一批并州武士，此事进而导致并州与凉州人的血腥对抗。但王允之谋的基本背景，既不是并州与凉州人的地域冲突，也不是并州与凉州武将的权力争夺，而是党人名士与董卓政权矛盾的延续。
（1）党人名士入关意在追随献帝皇统
王允在政变成功后，告诫其党羽说：“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此话耐人寻味。众所周知，鼓动、领导关东州郡反对董卓的核心人物，即王允所谓“关东举义兵者”，大多为汉末党人名士。而王允其人，同样也是一位颇具影响的大名士。上引王允之言，就明确将起兵抗拒董卓的关东党人名士，称为自己的同类。
相反，王允对于参与密谋的并州人吕布，却有另外一种看法。《后汉书王允传》谓允“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反映出二者人物层次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隔膜。这与王睿“以〔孙〕坚武官，言颇轻之”，情形非常相似。《三国志吕布传》又云：“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王允为实现其政变计划，暂时抛弃成见，殷勤接纳“州里壮健”吕布，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对吕布之流的评价。
王允之谋并非一起孤立的事件，在吕布刺杀董卓之前，长安朝廷中已多次出现针对董卓的密谋。据《后汉书》、《三国志》，先后参与其事者，有司徒王允、司空荀爽、卫尉张温、执金吾士孙瑞、侍中种辑、越骑校尉伍孚、司隶校尉黄琬、黄门侍郎荀攸、尚书郑泰、议郎何顒等多人。他们既是党人名士〔34〕，又是西京士大夫集团的中坚分子。问题在于，王允、荀爽等一批党人名士，在关东州郡起兵之后，何以未能加入“关东举义兵者”的阵营，而是跟着董卓跑到关西去了呢？
王允等党人名士入关的原因比较复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决心追随献帝的皇统。上节已说明：废少立献虽系董卓所为，但献帝的名分一经确定，在士大夫们心中就难于动摇。诸史谓袁绍得以起兵冀州，又有赖于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这份伪造的文书言及“天子危逼，企望义兵”，正是借助献帝名义，号召关东州郡讨逆〔35〕。
曹操斥责袁绍等人拥立刘虞，已见前引。刘虞本人对称帝一事也是严辞拒绝，《后汉书》本传载其言曰：“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表达了继续翼戴献帝的心迹，与曹操可谓不谋而合。而且至曹操“将迎天子”之际，袁绍亦转念“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36〕由此可见，献帝在东汉末年特殊的政治地位，暂时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所以，只要董卓依旧维持献帝的皇统，就会有一批党人名士与之合作，至少能够继续留在其政权之中。我们的问题是，王允、荀爽等人既然同意与董卓一道入关，入关之后，何以又迫不及待地策划反对董卓的密谋呢？
（2）董卓“篡逆已兆”是王允密谋的重要背景
在王克、荀爽以及许多党人名士看来，董卓入关后对待献帝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后汉书王允传》：允至长安，“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遂与黄琬等“谋共诛之”。所谓“篡逆已兆”，就是说发现了董卓篡夺皇位的征兆，这无疑是一项严重的指控。那么，董卓的“篡逆”，是否确有其事呢？
《袁绍传》载董卓提议废少立献时又表示：“刘氏种不足复遗。”胡三省评论此事，谓“卓意欲废汉自立”〔37〕。袁绍当时对董卓说：“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竭力为汉家法统辩护。我想袁绍并非无的放矢，他已看透董卓的野心，于是警告其不要觊觎神器。然而，董卓毕竟保留了一位刘姓的天子，所以我们尚未从更多的士大夫那里，听到袁绍这一类影射“篡逆”的议论。
我怀疑是董卓入关以后的某些做法，引起了西迁的党人名士的警觉和反感。本文第一节引述《续汉书》及《袁山松书》，谓董卓以“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为由，废除和、安、顺、桓四帝的尊号。灵帝的庙号，则未见史载，也许此前被董卓以同样的理由废除，抑或根本就未曾议定。汉末党人名士的清议运动，虽然表达了对当时腐败政治的不满，但直言批评东汉皇帝者却并不多见。董卓则不仅提出和帝以下诸帝“功德无殊，而有过差”，又公开贬去他们的庙号。这显然是一项非常之举，可能会被党人名士视为否定东汉皇统，乃至“废汉自立”的先兆。
《后汉书董卓传》：卓至长安，“遂僭拟车服，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时人号‘竿摩车’，言其服饰近天子也。”《三国志董卓传》注引《魏书》作“言其逼天子也。”《后汉纪》作“言逼上也。”据《续汉书舆服志》，此车应为皇太子所乘〔38〕。董卓在舆服方面的僭越行为，似不限于“竿摩车”一端，而且此事已招致朝野间普遍的非议〔39〕。
董卓西迁时又自尊为太师，号曰尚父，位在诸侯王上〔40〕。《史记齐太公世家》“师尚父”条裴駰引刘向《别录》曰：“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董卓以太公望吕尚自况，张扬出凌驾汉帝的气势。《三国志董卓传》谓迁都以后，“公卿见卓，谒拜车下，卓不为礼”。由董卓这类违反礼制的举动，可见其俨然是以王者自居的。《董卓传》又说他改变成规，“召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府启事”，在制度上已明显超越宰相职责，严重地侵犯了皇权〔41〕。
《后汉书董卓传》又曰：“〔卓〕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其子孙虽在龆龀，男皆封侯，女为邑君。”这与迁都之前“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的局面，形成极大的反差。董卓强化其家族在长安政权中的权势，董氏子弟纷纷加官晋爵，地位之烜赫， 一时大有超越皇族之势。
凡此种种，均可能成为王允、荀爽等人的口实。党人名士们一旦确认董卓“篡逆已兆”，就会迅速行动起来，携手捍卫献帝法统与汉家社稷。在此形势下，反对董卓的密谋便接踵而至了。
董卓被杀后，李傕诸将反攻长安。城陷之时，吕布劝王允逃往关东，王允答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乱苟免，吾不忍之。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42〕此所谓“关东诸公”，指起兵关东的党人名士。联系前引王允“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之言，可知当时分处关东、关西的党人名士，往往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所谓“勤以国家为念”，就是要为汉室效忠，他们甚至不惜“奉身以死之”。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关东方面的例子。就在熲川荀爽随献帝入关的同一年，即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爽从子彧在东郡归附曹操。荀彧佐曹操创大业，“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 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43〕，堪称曹魏建国之元功，已为人所熟知。然而，据《三国志荀彧传》；“〔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以忧薨。”王夫之论此事云：“九锡之议兴， 而刘氏之宗社已沦，”〔44〕指明其为曹操“代汉自立”之第一步。荀彧事曹操二十余年，始终又“以国家为念”。《读通鉴论》卷九说：“则彧者，操之谋臣，至于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宁，左挚右曳以亡其身。”又说他“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荀彧与其叔父荀爽，以及参与反对董卓密谋的其他党人名士，当时虽然属于对立的营垒，但他们对待曹操、董卓“篡逆”之举的态度，却是如出一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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