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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0章 乱世豪雄篇 旌旗未卷 （此节枯燥，可以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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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0章 乱世豪雄篇 旌旗未卷 （此节枯燥，可以不看）(第 2/4 页)
百姓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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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的“无为”并非绝对“无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无为（陛下垂拱）臣有为（参等守职，遵而勿失）。“法”具有无上的神圣性。因此，君主在根据“道”的要求制订了“法”之后，便应一切“皆断于法”，而不应该“以私而废公”、“以我而释法”，这种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公正无私”的思想在本朝初年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例如，当年孝文皇帝与其廷尉张释之在处理所谓“犯跸（bi）”案与“盗取玉环”案时所采取的态度便是这样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朝廷所信奉的这种“公正无私”的道德思想，使得大汉在立国之初迅速走向了安定和繁荣。
“以法治国、公正无私”是朝廷迫切需要的，也是社稷振兴和大汉昌盛所世代需要的，但目前的经学死死守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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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的“无为”是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种“无为”又可以称为“无不为”。
在《黄帝四经》看来，“道”虽然“无为”，但“道”却又生“法”，因此作为“执道者”的君主的“无为”也应象“道”那样，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后的一种“无为”，但是，君主虽然可以“无为”，大臣们还是必须“左执规、右执矩”，以使法令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君主不要事必躬亲，事事操劳，要任其自然，要善于利用和依靠大臣们去处理各种政事。在臣下奋发有为的基础上君主便可以“无为”了，但君主并不是什么都不干，君主的职责是“虚静谨听”，对大臣们处理政事的情况进行审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名实相符，并据此决定生杀赏罚。
大臣们又应该恪守哪些原则呢？一要谦虚谨慎，勤于政事；二要以身作则，摒除私欲；三要宠辱皆忘，知足常乐。如此一来，国政就会出现“以无统有、执一统众、以寡治众和以静而广”，继而“得众心”的国泰民安的局面。
在黄老之学看来，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静无为，设官分职，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而作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谨，不求名利，谦恭地教导百姓，那么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样，君权神授，皇权至高无上，权柄集于君主一身，君主做为天下之仪表，事必躬亲，“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过问，那么，则“主劳而臣逸”，皇权和相权严重失衡，长治久安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了。
黄老之学的“无为”提倡皇权和相权制衡，而朝廷目前急需的就是稳定当前的官制，实现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所以儒家的“天人感应、君权神圣”所主张君主集权，已经对社稷稳定形成了威胁，朝廷必须起用一种新儒学做为国策基础，从而稳定和巩固现行制度，并保证此制能长久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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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根据天与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阴阳二气的对立冲突中“阳主阴次、阳动阴静”的特点，提出了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这一点和儒家“有德者受天命为天子”的观点截然不同。
例如孝景皇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曾就汤武除桀纣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
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孝景皇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请他们不要再争论汤武除桀纣的是非了，其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除桀纣。在孝景皇帝看来，道家黄生的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思想更有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而辕固的“受天命”理论则会给社稷稳定带有很大危险，它既可用来论证“强汉”代“暴秦”的合理性，也可以用做发动叛乱和推翻本朝统治的借口。“受天命”的观点成了当初儒学不能兴盛的原因之一。（这个辕固后来又与窦太后争辩儒道两家的高低，窦太后大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孝景皇帝给了他一把好刀，否则他就要被野猪咬死了。）
当今天下，长安有个天子，襄阳有个天子，谁是正统？谁应该受天命为天子？是不是应该有德行高尚的人出来受命于天，重建社稷？
今日皇权沦落，谁来做皇帝，估计没多少在意，甚至包括长安的很多大臣至今对天子和朝廷的忠诚还是停留在嘴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社稷动荡、生灵涂炭等等，但儒学衰败是个不争的事实，儒学衰败导致人们对儒家的纲常名教、对于“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儒家学说失望到了极致，在很多人的眼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什么尊卑有序、贵贱有位，都是胡扯八道。
很长时间以来，各方豪雄为了争夺权柄霸占疆土，不惜诛杀无仇之民，攻伐无罪之城 ，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结果，僵尸动以万计，流血漂橹丹野，黎民暴骨野外，.本来绿草茵茵、五谷飘香的原野，变得荒无人烟，满目凄凉，而昔日繁华热闹、车水马龙的城邑，更是成为瓦砾废墟，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公贵族、门阀富豪们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实力穷奢极侈，横征暴敛，为所欲为，誓死要榨干百姓的血肉。他们吃喝玩乐，穿着绫罗绸缎，住着琼楼高宇，家里堆满了金银和钱粮，过着荒淫生活，而可怜的百姓们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流亡，啼饥号寒，人竞相食，白骨蔽野。试问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三纲五常？还有什么礼法名教？还有多少人对儒家那一套深信不疑？
所以，朝廷迫切需要一种新儒学，重建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重建礼法名教，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天子和朝廷的威仪，重建大汉王朝的信心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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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四经》重视农业生产，认为根据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规律，应该颁布相应的农业政策，政策一旦制定，统治者就应“恭俭无为”，不要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以“逆天时、乱民功”，更不要大肆搜刮民财而使百姓无法继续生产，而要做到这种以不干涉、不影响百姓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无为”，天子和各级官吏必须在生活上“恭俭朴素”，不尚奢华。
这同样是当前朝廷急需解决的问题。
重农抑商的政策朝廷颁布了不少，但效果不是很好，农夫的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而这些年奢华之风却在朝野上下越刮越猛，而始作俑者就是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尤其是婚嫁和丧葬，更是成了人们竞相攀比花钱的地方。贫苦百姓们在奢华之风的影响下，日子越来越艰难。
儒家的核心是礼，礼制纷繁复杂，诸多礼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花费很多钱财，而最花钱的就是婚礼和丧礼。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家资一般在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之间，而一个男子的聘金数基本上是其家资的总数，在万余钱至数万钱之间，加上婚宴花费，一个男子娶亲就足以让其家一贫如洗。
至于丧葬花费更是惊人，孝是儒家仁德治国的根本，是对人的最基本要求。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风自秦开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曾有人对厚葬习俗感叹说，“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因为埋葬死者而弄得倾家荡产、而卖身为奴、而贪赃枉法、而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致使活着的人往往无法维持生活，境遇悲惨。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光武皇帝都曾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终”，甚至下诏颁令，但收效甚微。
原因很简单，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学说，要求人们学习《四书》、《五经》，加强“六艺”的教育，通过道德、名节、礼法和知识的教养和修习，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做一个仁、义、礼、智、信五常毕备的拳拳志士，成为温、良、恭、俭、让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试想在忠孝仁义礼已经深入一个民族，一个王朝骨髓的情况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们对“孝”的尊崇吗？
物极必反，这个问题在大汉稳定时期或许对社稷的危害不严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废俱兴之期，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稳定。
为了解决这一类诸如影响百姓生活、影响社稷安危的诸多问题，朝廷同样需要从儒学上下手，同样需要一个新儒学，需要一个既能教导人们遵守礼法名教，又能教导人们“恭俭朴素”的新儒学，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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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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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的“无为”并非绝对“无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无为（陛下垂拱）臣有为（参等守职，遵而勿失）。“法”具有无上的神圣性。因此，君主在根据“道”的要求制订了“法”之后，便应一切“皆断于法”，而不应该“以私而废公”、“以我而释法”，这种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公正无私”的思想在本朝初年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例如，当年孝文皇帝与其廷尉张释之在处理所谓“犯跸（bi）”案与“盗取玉环”案时所采取的态度便是这样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朝廷所信奉的这种“公正无私”的道德思想，使得大汉在立国之初迅速走向了安定和繁荣。
“以法治国、公正无私”是朝廷迫切需要的，也是社稷振兴和大汉昌盛所世代需要的，但目前的经学死死守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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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的“无为”是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种“无为”又可以称为“无不为”。
在《黄帝四经》看来，“道”虽然“无为”，但“道”却又生“法”，因此作为“执道者”的君主的“无为”也应象“道”那样，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后的一种“无为”，但是，君主虽然可以“无为”，大臣们还是必须“左执规、右执矩”，以使法令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君主不要事必躬亲，事事操劳，要任其自然，要善于利用和依靠大臣们去处理各种政事。在臣下奋发有为的基础上君主便可以“无为”了，但君主并不是什么都不干，君主的职责是“虚静谨听”，对大臣们处理政事的情况进行审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名实相符，并据此决定生杀赏罚。
大臣们又应该恪守哪些原则呢？一要谦虚谨慎，勤于政事；二要以身作则，摒除私欲；三要宠辱皆忘，知足常乐。如此一来，国政就会出现“以无统有、执一统众、以寡治众和以静而广”，继而“得众心”的国泰民安的局面。
在黄老之学看来，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静无为，设官分职，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而作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谨，不求名利，谦恭地教导百姓，那么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样，君权神授，皇权至高无上，权柄集于君主一身，君主做为天下之仪表，事必躬亲，“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过问，那么，则“主劳而臣逸”，皇权和相权严重失衡，长治久安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了。
黄老之学的“无为”提倡皇权和相权制衡，而朝廷目前急需的就是稳定当前的官制，实现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所以儒家的“天人感应、君权神圣”所主张君主集权，已经对社稷稳定形成了威胁，朝廷必须起用一种新儒学做为国策基础，从而稳定和巩固现行制度，并保证此制能长久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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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之学根据天与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阴阳二气的对立冲突中“阳主阴次、阳动阴静”的特点，提出了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这一点和儒家“有德者受天命为天子”的观点截然不同。
例如孝景皇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曾就汤武除桀纣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
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孝景皇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请他们不要再争论汤武除桀纣的是非了，其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除桀纣。在孝景皇帝看来，道家黄生的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思想更有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而辕固的“受天命”理论则会给社稷稳定带有很大危险，它既可用来论证“强汉”代“暴秦”的合理性，也可以用做发动叛乱和推翻本朝统治的借口。“受天命”的观点成了当初儒学不能兴盛的原因之一。（这个辕固后来又与窦太后争辩儒道两家的高低，窦太后大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孝景皇帝给了他一把好刀，否则他就要被野猪咬死了。）
当今天下，长安有个天子，襄阳有个天子，谁是正统？谁应该受天命为天子？是不是应该有德行高尚的人出来受命于天，重建社稷？
今日皇权沦落，谁来做皇帝，估计没多少在意，甚至包括长安的很多大臣至今对天子和朝廷的忠诚还是停留在嘴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社稷动荡、生灵涂炭等等，但儒学衰败是个不争的事实，儒学衰败导致人们对儒家的纲常名教、对于“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儒家学说失望到了极致，在很多人的眼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什么尊卑有序、贵贱有位，都是胡扯八道。
很长时间以来，各方豪雄为了争夺权柄霸占疆土，不惜诛杀无仇之民，攻伐无罪之城 ，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结果，僵尸动以万计，流血漂橹丹野，黎民暴骨野外，.本来绿草茵茵、五谷飘香的原野，变得荒无人烟，满目凄凉，而昔日繁华热闹、车水马龙的城邑，更是成为瓦砾废墟，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公贵族、门阀富豪们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实力穷奢极侈，横征暴敛，为所欲为，誓死要榨干百姓的血肉。他们吃喝玩乐，穿着绫罗绸缎，住着琼楼高宇，家里堆满了金银和钱粮，过着荒淫生活，而可怜的百姓们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流亡，啼饥号寒，人竞相食，白骨蔽野。试问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三纲五常？还有什么礼法名教？还有多少人对儒家那一套深信不疑？
所以，朝廷迫切需要一种新儒学，重建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重建礼法名教，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天子和朝廷的威仪，重建大汉王朝的信心和荣耀。
＝
《黄帝四经》重视农业生产，认为根据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规律，应该颁布相应的农业政策，政策一旦制定，统治者就应“恭俭无为”，不要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以“逆天时、乱民功”，更不要大肆搜刮民财而使百姓无法继续生产，而要做到这种以不干涉、不影响百姓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无为”，天子和各级官吏必须在生活上“恭俭朴素”，不尚奢华。
这同样是当前朝廷急需解决的问题。
重农抑商的政策朝廷颁布了不少，但效果不是很好，农夫的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而这些年奢华之风却在朝野上下越刮越猛，而始作俑者就是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尤其是婚嫁和丧葬，更是成了人们竞相攀比花钱的地方。贫苦百姓们在奢华之风的影响下，日子越来越艰难。
儒家的核心是礼，礼制纷繁复杂，诸多礼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花费很多钱财，而最花钱的就是婚礼和丧礼。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家资一般在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之间，而一个男子的聘金数基本上是其家资的总数，在万余钱至数万钱之间，加上婚宴花费，一个男子娶亲就足以让其家一贫如洗。
至于丧葬花费更是惊人，孝是儒家仁德治国的根本，是对人的最基本要求。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风自秦开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曾有人对厚葬习俗感叹说，“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因为埋葬死者而弄得倾家荡产、而卖身为奴、而贪赃枉法、而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致使活着的人往往无法维持生活，境遇悲惨。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光武皇帝都曾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终”，甚至下诏颁令，但收效甚微。
原因很简单，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学说，要求人们学习《四书》、《五经》，加强“六艺”的教育，通过道德、名节、礼法和知识的教养和修习，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做一个仁、义、礼、智、信五常毕备的拳拳志士，成为温、良、恭、俭、让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试想在忠孝仁义礼已经深入一个民族，一个王朝骨髓的情况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们对“孝”的尊崇吗？
物极必反，这个问题在大汉稳定时期或许对社稷的危害不严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废俱兴之期，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稳定。
为了解决这一类诸如影响百姓生活、影响社稷安危的诸多问题，朝廷同样需要从儒学上下手，同样需要一个新儒学，需要一个既能教导人们遵守礼法名教，又能教导人们“恭俭朴素”的新儒学，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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