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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仁宗篇15 统治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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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仁宗篇15 统治中坚(第 1/ 页)
第2198章 仁宗篇15 统治中坚
江海关总税务司，堂皇大气的行政大楼前广场上，正开展着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一场珠算比赛大会。会场内，观众甚多，粗略一观也有数千人，但场面很安静，不见多少吵闹。
不是围观者素质有多高，只不过周遭足有上千的上海衙役及巡检吏卒在维持秩序，而高台之上观赛的则有大量江南地界的达官显贵，包括工部尚书、江淮巡抚使范仲文，江海关总税务使林恢，以及履任上海市长已三年的王安石，都是东南官场上响当当的人物。
范仲文，出身大名府范氏，乃乾祐宰相范质玄孙，开宝名臣范旻曾孙，已故兴国公范贻孙之孙。作为乾祐二十四臣家族的兴国公一脉，传承何今，已历五世，整整一百年，并且，在其父范晋远时，便被世宗皇帝改封为永兴公（由范仲文兄范仲康承袭）。
范氏家族自范旻之后，实则是有所滑落的，只因后继无人，在其子孙之中，没有什么成器的人。不过，乾祐二十四臣家族的光环，实在太过耀眼，而祖宗留下的福荫，也足够他们吃几代。
当然，范氏家族能够平稳传承，躲过从太宗至世宗朝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也跟范氏自范质时起便立下的严谨家风有关。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一直到世宗晚年时期，范氏家族，又重现崛起于朝堂，关键就在于范仲康、范仲文两兄弟。
范仲康是当前大汉思想界方兴未艾的“理学”的倡导者之一，与张载齐名，不入京师，不登朝堂，只在大名府元城外的范园治学、研理、授徒，但声名传扬于整个北方学界。
至于范仲文，比其兄弟，声名也不遑多让，甚至在权贵阶层中，更受重视。只因他不只博学，精通天文、地理、水利、建筑、算术，在具体实践与治理事务上，也很有能力，嘴上能谈，干起实事也一点不含糊。
有足够的名声、能力以及出身，范仲文在帝国朝堂抬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早年的时候，范仲文也曾受到范仲淹的提拔，因为出色能力与出众名气，曾有“小范”之称。
如今，“大范”早已作古，小范也正一步步走向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范仲文时年也不过四十三岁，却已经是工部尚书、江淮巡抚使，这种升迁速度，就是在权贵阶层中，也属于极快的。
还在担任工部侍郎期间，便主持过两项大工的完建，一是东京昭烈庙的翻新，二则是西京太清观的修建，精通建筑学理的他，亲自带领各领域学者，一起规划设计。
而太清观的修建，尤得帝心，毕竟正统皇帝信道，这是他当了快二十年皇帝后，起心动念，力排众议修筑的一座景观。
落成之后不久，范仲文便顺利地晋位工部尚书，及至此番，以工部尚书衔，代表朝廷，巡抚江淮地区。上海市，也是他此番在江南的最后一站。
京里京外，都有传言，等范仲文回京之后，或许就能晋位政事堂了，即便仍显年轻，但以他如今在皇帝那里的受宠程度，并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范仲文的东南一行，自然受到江淮官场的热情接待。包括素来以刚直著称的王安石，对范仲文，也不敢有丝毫慢待。
江海关总税务司林恢，也是四十出头，出身同样不凡。他的祖父，乃是雍熙名臣林特，而林特管理过少府，也当过武德使，世宗继位之后，又被外放东南转运使。
这份经历，倒与当初的宰臣王玄真有些类似，而王玄真的孙子，正是纵横正统朝，已官拜尚书令的王士廪。而林恢，则继承了祖父在财政上的管理天赋，从出仕开始，就以精干敏锐著称，一直在财政司系统打转，对税务、法条十分熟悉。
当然，林恢的官运亨通，除了家世、能力之外，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他的妹妹，乃是正统皇帝后宫的敬妃，虽不似韩贵妃那般长年受宠，但与皇帝也曾有过那么一段琴瑟和鸣、你侬我侬。
有这层关系在，加上本身的素质，也使他在四十出头的年纪，便成为江海关的头脑。须知，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帝国海关进项日益攀升，而五大海关中，仅江海关就占一半。
每年固定上缴朝廷的关税，就达三百万贯，而实际经手操盘的财货，远不是区区几百万贯钱款能够概括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地位，海关关税的提升，也使海关在帝国官僚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拔高，深受中枢权贵重视。
哪怕仅从职级来看，江海关总税务使，也从设立伊始的从三品，调整到正三品了，在财政司体系内，也仅比盐铁、度支几部低半级，但吸引力，对于很多权贵来说，远高于许多中枢同级别职位。
这样一个肥得流油的关键职位，林恢能够将之收入囊中，各方面的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
而比起范、林，王安石自然没有那么显赫的背景与靠山，虽也属于官宦出身，但能崛起于帝国政坛，依靠的，更多还是自身的能力、操守及名声。
当然，运道也是一个十分特殊且关键的因素。观政期时，恰逢范仲淹回朝掌权，提倡唯才是举、加强考核授官，幸运地成为了那一批被大力提拔“范党才俊”。
而比起其他人，王安石则更进一步地，被调到政事堂，在范仲淹身边任职，得幸就近观摩范仲淹的理政治事，以卑末之身，出入于帝国权力核心，站在一个常人难及的高度，观察、认识、思考着大汉帝国方方面面的事务。
那段时间，不算长，前后也就三年多的时间，但对王安石视野的开拓，政治经验的积累，以及对大汉帝国那套繁复的管理体系，及运转模式，都有了极深的了解与认知。
这种际遇，若非气运旺盛到了极点，是绝不可能出现的。而王安石的这种幸运，是有明显延续性的，在中枢“倒范运动”的前夜，被外放东南，担任江海关副使，成功避开一波大的攻击。
而那一场政治余波，也因为时任东南转运使包拯的出面，帮他扛过了，使王安石能够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切实地将他在中枢之时所见所学所思，进行实践验证。
范仲淹的门生故吏有许多，其中不乏出类拔萃者，很多人也长期在帝国政坛上活跃着，扮演着官僚阶级中坚力量的角色。
然而，若说对范仲淹为政之道继承最深的，还得是王安石，他毕竟属于“关门弟子”，还是手把手带着实践的那种。
而王安石最与众不同的是，他在继承、研究“范学”的同时，往往注入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在许多事物的看法与见解上，多有独到之处，尤其在帝国财政、经济与民生事务上，在为政之道，他更偏重于“术”。
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是王安石将他为政之术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不管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他政治生涯与仕途升迁，都有十分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十年前，外放之前，范仲淹还曾顾虑，以王安石刚直乃至刚烈的性子，在饕餮与蠹虫扎堆的东南官场，难以长久，怕他刚极易折。
但是，王安石用事实证明，范仲淹的顾虑有些多余。或许在许多事务与现状上，王安石都看不顺眼，都亟欲改之的冲动，但他并不是毫不知进退。
他这样一个博学聪明，又久经历练、见识过众多政治阴谋、旋涡的官僚，怎么可能只会蛮干。他懂得屈伸，也懂得抓住主要矛盾，如何通过妥协、迂回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在自己权力、地位还远远不足的时候。
江海关任上，王安石对海关制度，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进与完善，比如引进民间已然相当成熟且盛行的复式记账法，提出“总账法”的概念，改进统计办法，对税收程序进行规范以覆盖税收环节减少税款流失，上表建议对商品海关关税进行重新拟定，引入更多精于算术统计的吏职人员进行管理
总结地来说，王安石做的，是扩大蛋糕的一种行为，在现有制度模式的基础上，引进、总结、改良办法，释放这套体制本身具备的潜力与能力。
结果，大获成功，在进出口岸商船、贸易规模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江海关的岁入，却有了显著的提升（接近一成）。
就这一点，甭管让围绕着江海关产生的灰色利益链条有多愤恨，王安石至少让朝廷看到了他的能力与功绩，在江海关内部也建立了巨大的威望。
当然，作为一个副手，能够推进这么多关务改制，也因为当时的江海关总税务使张琦有关。张琦出身于帝国海军另一世家张氏（海陵侯张彦卿），他对王安石提出的改进，很是支持，任其施为。
而张琦的投资，显然是成功的，他得以藉此，成功上调进京，担任枢密副使。王安石则顺利扶正，正式接掌江海关，有了此前的基础，方才大刀阔斧，对江海关存在的一些乱象与弊病，进行整改。
与张琦的一番合作交往，使王安石与海军派系建立了一道微弱的联系，至少，王安石表现出的鼓励海贸、重视海军发展训练的理念，很受认可。
王安石掌权期间，走私、偷税、逃税、贪腐，等一系列涉及官商勾结、暗中食利的现象，得到了空前力度的扼制，也使“环江海关一线”，哀鸿遍野。
最终，在两年半之后，随着王安石被调走，那种“紧张压抑”的氛围，才有所缓解。当然，王安石离任的时候，比起他下东南时，江海关的岁入足足提高了三成。
凭借着这显著的功绩，王安石得到升迁，调得也不远，江南道首邑，江宁知府，开始他在政务、民生上的实践。但是，王安石善理（敛）财的名声，也传到了最高层。
在江宁府，王安石只干了三年，但对他综合能力的锻炼提升，是显著的。后以上海市政务紊乱、民怨四起，在时任都察使的包拯举荐下，王安石得以调任上海，管理这座将近百万人口的帝国第一港口城市。
而此时进行着的这场珠算大会，恰恰是王安石提出来的，由上海衙门牵头，总税务司协办。珠算，自从发明出来，就获得了迅猛发展，成为官方民间最重要的计算工具，开宝、雍熙年间，朝廷还专门进行了大力推广。
这么多年下来，珠算在帝国全域内，已然彻底铺开，算盘也成为那些账房先生最显著的标志，从官府到民间，也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珠算高手”。
然而，由官府组织，进行这样一场“珠算比赛”，却还是头一次，在上海，乃至江浙民间，都引起了不小轰动。不只是比赛新颖，更因为，上海衙门与江海关总税务司，都发布告文，要从珠算大会的优胜者中，选取一批人才，充入官府为吏。
这吸引力，自然成倍的上涨，江浙由于经济富裕商业繁荣，本就是珠算大行其道的地方，大几十年发展下来，民间可谓卧虎藏龙，因此这场大会，许多珠算界的“龙虎”都冒出来了，竭力地在算题比赛中，表现着自己手脑结合的敏捷算力.
而王安石组织这样一场比赛，除了继续鼓励算术、推广珠算，并从中选拔人才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出于他治政实践的考虑。
经过这么多年治务经验的累积，他越发倾向于，对帝国官府内部职能进行更清晰、更专业的职权划分，而这，显然需要更多“专业性”人才，这仅靠各吏政学校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同时那些学校的教学实践内容，王安石也有诸多看法异议。
范仲文、林恢、王安石者，或许出身、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当前大汉帝国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同时，在他们身上还能看到一些“技术官僚”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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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仁宗篇15 统治中坚(第 1/ 页)
第2198章 仁宗篇15 统治中坚
江海关总税务司，堂皇大气的行政大楼前广场上，正开展着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一场珠算比赛大会。会场内，观众甚多，粗略一观也有数千人，但场面很安静，不见多少吵闹。
不是围观者素质有多高，只不过周遭足有上千的上海衙役及巡检吏卒在维持秩序，而高台之上观赛的则有大量江南地界的达官显贵，包括工部尚书、江淮巡抚使范仲文，江海关总税务使林恢，以及履任上海市长已三年的王安石，都是东南官场上响当当的人物。
范仲文，出身大名府范氏，乃乾祐宰相范质玄孙，开宝名臣范旻曾孙，已故兴国公范贻孙之孙。作为乾祐二十四臣家族的兴国公一脉，传承何今，已历五世，整整一百年，并且，在其父范晋远时，便被世宗皇帝改封为永兴公（由范仲文兄范仲康承袭）。
范氏家族自范旻之后，实则是有所滑落的，只因后继无人，在其子孙之中，没有什么成器的人。不过，乾祐二十四臣家族的光环，实在太过耀眼，而祖宗留下的福荫，也足够他们吃几代。
当然，范氏家族能够平稳传承，躲过从太宗至世宗朝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也跟范氏自范质时起便立下的严谨家风有关。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一直到世宗晚年时期，范氏家族，又重现崛起于朝堂，关键就在于范仲康、范仲文两兄弟。
范仲康是当前大汉思想界方兴未艾的“理学”的倡导者之一，与张载齐名，不入京师，不登朝堂，只在大名府元城外的范园治学、研理、授徒，但声名传扬于整个北方学界。
至于范仲文，比其兄弟，声名也不遑多让，甚至在权贵阶层中，更受重视。只因他不只博学，精通天文、地理、水利、建筑、算术，在具体实践与治理事务上，也很有能力，嘴上能谈，干起实事也一点不含糊。
有足够的名声、能力以及出身，范仲文在帝国朝堂抬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早年的时候，范仲文也曾受到范仲淹的提拔，因为出色能力与出众名气，曾有“小范”之称。
如今，“大范”早已作古，小范也正一步步走向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范仲文时年也不过四十三岁，却已经是工部尚书、江淮巡抚使，这种升迁速度，就是在权贵阶层中，也属于极快的。
还在担任工部侍郎期间，便主持过两项大工的完建，一是东京昭烈庙的翻新，二则是西京太清观的修建，精通建筑学理的他，亲自带领各领域学者，一起规划设计。
而太清观的修建，尤得帝心，毕竟正统皇帝信道，这是他当了快二十年皇帝后，起心动念，力排众议修筑的一座景观。
落成之后不久，范仲文便顺利地晋位工部尚书，及至此番，以工部尚书衔，代表朝廷，巡抚江淮地区。上海市，也是他此番在江南的最后一站。
京里京外，都有传言，等范仲文回京之后，或许就能晋位政事堂了，即便仍显年轻，但以他如今在皇帝那里的受宠程度，并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范仲文的东南一行，自然受到江淮官场的热情接待。包括素来以刚直著称的王安石，对范仲文，也不敢有丝毫慢待。
江海关总税务司林恢，也是四十出头，出身同样不凡。他的祖父，乃是雍熙名臣林特，而林特管理过少府，也当过武德使，世宗继位之后，又被外放东南转运使。
这份经历，倒与当初的宰臣王玄真有些类似，而王玄真的孙子，正是纵横正统朝，已官拜尚书令的王士廪。而林恢，则继承了祖父在财政上的管理天赋，从出仕开始，就以精干敏锐著称，一直在财政司系统打转，对税务、法条十分熟悉。
当然，林恢的官运亨通，除了家世、能力之外，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他的妹妹，乃是正统皇帝后宫的敬妃，虽不似韩贵妃那般长年受宠，但与皇帝也曾有过那么一段琴瑟和鸣、你侬我侬。
有这层关系在，加上本身的素质，也使他在四十出头的年纪，便成为江海关的头脑。须知，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帝国海关进项日益攀升，而五大海关中，仅江海关就占一半。
每年固定上缴朝廷的关税，就达三百万贯，而实际经手操盘的财货，远不是区区几百万贯钱款能够概括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地位，海关关税的提升，也使海关在帝国官僚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拔高，深受中枢权贵重视。
哪怕仅从职级来看，江海关总税务使，也从设立伊始的从三品，调整到正三品了，在财政司体系内，也仅比盐铁、度支几部低半级，但吸引力，对于很多权贵来说，远高于许多中枢同级别职位。
这样一个肥得流油的关键职位，林恢能够将之收入囊中，各方面的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
而比起范、林，王安石自然没有那么显赫的背景与靠山，虽也属于官宦出身，但能崛起于帝国政坛，依靠的，更多还是自身的能力、操守及名声。
当然，运道也是一个十分特殊且关键的因素。观政期时，恰逢范仲淹回朝掌权，提倡唯才是举、加强考核授官，幸运地成为了那一批被大力提拔“范党才俊”。
而比起其他人，王安石则更进一步地，被调到政事堂，在范仲淹身边任职，得幸就近观摩范仲淹的理政治事，以卑末之身，出入于帝国权力核心，站在一个常人难及的高度，观察、认识、思考着大汉帝国方方面面的事务。
那段时间，不算长，前后也就三年多的时间，但对王安石视野的开拓，政治经验的积累，以及对大汉帝国那套繁复的管理体系，及运转模式，都有了极深的了解与认知。
这种际遇，若非气运旺盛到了极点，是绝不可能出现的。而王安石的这种幸运，是有明显延续性的，在中枢“倒范运动”的前夜，被外放东南，担任江海关副使，成功避开一波大的攻击。
而那一场政治余波，也因为时任东南转运使包拯的出面，帮他扛过了，使王安石能够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切实地将他在中枢之时所见所学所思，进行实践验证。
范仲淹的门生故吏有许多，其中不乏出类拔萃者，很多人也长期在帝国政坛上活跃着，扮演着官僚阶级中坚力量的角色。
然而，若说对范仲淹为政之道继承最深的，还得是王安石，他毕竟属于“关门弟子”，还是手把手带着实践的那种。
而王安石最与众不同的是，他在继承、研究“范学”的同时，往往注入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在许多事物的看法与见解上，多有独到之处，尤其在帝国财政、经济与民生事务上，在为政之道，他更偏重于“术”。
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是王安石将他为政之术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不管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他政治生涯与仕途升迁，都有十分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十年前，外放之前，范仲淹还曾顾虑，以王安石刚直乃至刚烈的性子，在饕餮与蠹虫扎堆的东南官场，难以长久，怕他刚极易折。
但是，王安石用事实证明，范仲淹的顾虑有些多余。或许在许多事务与现状上，王安石都看不顺眼，都亟欲改之的冲动，但他并不是毫不知进退。
他这样一个博学聪明，又久经历练、见识过众多政治阴谋、旋涡的官僚，怎么可能只会蛮干。他懂得屈伸，也懂得抓住主要矛盾，如何通过妥协、迂回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在自己权力、地位还远远不足的时候。
江海关任上，王安石对海关制度，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进与完善，比如引进民间已然相当成熟且盛行的复式记账法，提出“总账法”的概念，改进统计办法，对税收程序进行规范以覆盖税收环节减少税款流失，上表建议对商品海关关税进行重新拟定，引入更多精于算术统计的吏职人员进行管理
总结地来说，王安石做的，是扩大蛋糕的一种行为，在现有制度模式的基础上，引进、总结、改良办法，释放这套体制本身具备的潜力与能力。
结果，大获成功，在进出口岸商船、贸易规模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江海关的岁入，却有了显著的提升（接近一成）。
就这一点，甭管让围绕着江海关产生的灰色利益链条有多愤恨，王安石至少让朝廷看到了他的能力与功绩，在江海关内部也建立了巨大的威望。
当然，作为一个副手，能够推进这么多关务改制，也因为当时的江海关总税务使张琦有关。张琦出身于帝国海军另一世家张氏（海陵侯张彦卿），他对王安石提出的改进，很是支持，任其施为。
而张琦的投资，显然是成功的，他得以藉此，成功上调进京，担任枢密副使。王安石则顺利扶正，正式接掌江海关，有了此前的基础，方才大刀阔斧，对江海关存在的一些乱象与弊病，进行整改。
与张琦的一番合作交往，使王安石与海军派系建立了一道微弱的联系，至少，王安石表现出的鼓励海贸、重视海军发展训练的理念，很受认可。
王安石掌权期间，走私、偷税、逃税、贪腐，等一系列涉及官商勾结、暗中食利的现象，得到了空前力度的扼制，也使“环江海关一线”，哀鸿遍野。
最终，在两年半之后，随着王安石被调走，那种“紧张压抑”的氛围，才有所缓解。当然，王安石离任的时候，比起他下东南时，江海关的岁入足足提高了三成。
凭借着这显著的功绩，王安石得到升迁，调得也不远，江南道首邑，江宁知府，开始他在政务、民生上的实践。但是，王安石善理（敛）财的名声，也传到了最高层。
在江宁府，王安石只干了三年，但对他综合能力的锻炼提升，是显著的。后以上海市政务紊乱、民怨四起，在时任都察使的包拯举荐下，王安石得以调任上海，管理这座将近百万人口的帝国第一港口城市。
而此时进行着的这场珠算大会，恰恰是王安石提出来的，由上海衙门牵头，总税务司协办。珠算，自从发明出来，就获得了迅猛发展，成为官方民间最重要的计算工具，开宝、雍熙年间，朝廷还专门进行了大力推广。
这么多年下来，珠算在帝国全域内，已然彻底铺开，算盘也成为那些账房先生最显著的标志，从官府到民间，也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珠算高手”。
然而，由官府组织，进行这样一场“珠算比赛”，却还是头一次，在上海，乃至江浙民间，都引起了不小轰动。不只是比赛新颖，更因为，上海衙门与江海关总税务司，都发布告文，要从珠算大会的优胜者中，选取一批人才，充入官府为吏。
这吸引力，自然成倍的上涨，江浙由于经济富裕商业繁荣，本就是珠算大行其道的地方，大几十年发展下来，民间可谓卧虎藏龙，因此这场大会，许多珠算界的“龙虎”都冒出来了，竭力地在算题比赛中，表现着自己手脑结合的敏捷算力.
而王安石组织这样一场比赛，除了继续鼓励算术、推广珠算，并从中选拔人才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出于他治政实践的考虑。
经过这么多年治务经验的累积，他越发倾向于，对帝国官府内部职能进行更清晰、更专业的职权划分，而这，显然需要更多“专业性”人才，这仅靠各吏政学校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同时那些学校的教学实践内容，王安石也有诸多看法异议。
范仲文、林恢、王安石者，或许出身、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当前大汉帝国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同时，在他们身上还能看到一些“技术官僚”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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