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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九十九章：湖畔学堂开学（下）(第 3/4 页)

    “学生以为，国以宽仁立。”

    王与准讲出了自己的看法：“自古有仁治才有盛世，秦法严苛二世而亡，文景宽仁汉有四百，民力疾苦，有宽仁之政方可得万民之心，民心有了，江山就稳了。”

    朱允炆挨个问下去，得到的答案也大多这三种，即法治、公信力和爱民恤民三种。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这三样都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

    朱允炆开口讲课，这些孩子便都认真的拿起笔，在各自面前准备的纸本上抄记起来。

    “为什么需要法治、公信和仁政呢？因为占据这个国家绝大多数数量的是百姓，百姓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三样，没有这三样，国家的根脚就会不稳。

    所以这三样不是用以立国的，而是用以稳国的。

    国以何立，意指国家建立之初所需的东西，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政治体系的建立，国家是一个行使统治机制和领导机制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需要人为的行使统治领导工作。

    所以，一个明确的政治体系，这里面行使统治工作的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说，立国的基本是政治，立国之后怎么做，需要的哪些方面才是你们方才提起的法治、公信力和宽仁。”

    立国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政治体系，这个说法可能这群孩子听不懂，但是后世学习政治和法治专业基本都能一目了然，这不就是立宪吗。

    立国先立宪。

    宪法确定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而后这个国家进行的一切发展、改革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这样路子才不会走偏，不会被其他国家乱七八糟的思想带沟里去，才会有凝聚力和执行力。

    这就是确定政治体系的重要性。

    “历朝历代的国家之所以相继被青史所淹没，我们这些后人在观看史书的时候总能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因为严苛而亡，有的因为过于宽仁而亡，要么就是土地兼并、苛捐杂税等这些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冲突矛盾，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历朝历代从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是一阵子冲劲。

    咱们论历朝历代之亡国祸患，倒不如论的是历朝历代在政治上的得与失。”

    朱允炆自己说自己也在记，包括不远处旁听的杨士奇三人。

    “秦汉魏晋，隋唐宋元。”

    朱允炆将这几个朝代的名字写下来，审视之后，说道：“这八个朝代中，秦是在立国几百年后第一次确定其政治体系，即商鞅法下的，以耕战为基础辅以严法的政治体系。

    汉，黄老学术往独尊儒术的转变也是在立国之后，到了昭宣中兴，又变成博采众家之长，王霸并行。政治体系多变，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核心点。

    魏晋倒是有明确的政治体系，九品中正制，一个注定被扫进尘埃中的妥协体制，祸国殃民。

    隋立国太短，无法评述。

    唐算是历朝历代之中，在确立政治制度最有建树的一个朝代了，无论是他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各个方面吧，都是很明确并且有其鲜明特点的，不提其取得的成绩，仅以政治论政治来说，唐朝亡国之后，五代十国这些个国家，或者过度到两宋、辽金元。

    这几百年的咱们汉人建立的国家也好、异族建立的国家也罢，基本都是在唐代制度的盘子里打圈圈，再也没有走出来过。

    就算有些革新的地方，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换个署衙机构的名字，改个牌子罢了，从根本上，并没有顺应时代或者说民心，重新制定一个新的政治体系。

    两宋朕懒的提，也不想说，倒是朕很想说一下元朝，说一下忽必烈这个皇帝。

    朕早前去过一趟北平，参观了北平的元皇宫，也看了一些元宫廷内留下的一些个杂书传记，朕看完之后非常的感慨，觉得忽必烈这个皇帝真不得了啊。

    首先来肯定一下，这是一个开明的君王，在他当皇帝的这些年，两宋留下来的、封存的很多东西得以继续进步，一些工匠的知识，冷门的数学，甚至包括造船、火器、天文，都在得到发展，而且文化上，元杂曲的诞生，也使得百姓民间生活变得充实。

    而在政治上，忽必烈虽然一窍不通，大搞所谓四等人制度，但是他有识人之明和用人不疑的心胸，军事上，他在发现伯颜的无能后，拜张弘范做蒙汉都元帅，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一个汉人。

    朝廷中，他用安童做丞相，用贪得无厌甚至是野心勃勃的阿合马署理财政。这两人合力确保了忽必烈时期，元朝各方面的强大不会出现退步。

    阿合马是忽必烈的财政大臣，也是元朝国库的大管家，元朝糟糕的人分四等政治体系导致了糟糕的财政状况和经济制度，但靠着阿合马，元朝愣生生的坚持了几十年的霸国地位，阿合马一死，元朝的经济就全面崩溃，民不聊生四海皆反。

    所以朕很佩服忽必烈，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朕也学习忽必烈身上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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