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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七七章 河豚之喻（中）(第 2/4 页)

    日本的儒生能产生“若孔孟为主将、来征日本我们该怎么办”的疑惑，是因为本身就有这种疑惑，所以才问。如果没有这种疑惑，当然就不会问。

    而且本身大顺也确确实实没割地，对马和隐歧岛，那是为了名教之德“以直报怨”，割给琉球了，恰好是琉球割让北方五岛的两倍时间。

    不管事后琉球是否“主动”交给大顺代管，反正大顺是没割日本的地。

    开埠那是租地，给租子的。本身长崎就有唐人町，这也算不得啥大事。开埠是为了提高日本的米价，改善武士儒生和农民的生活；开埠是为了让日本的百姓得到充足的货物。这都是很仁义的。

    虾夷按刘钰所说，那是罗刹国南侵，日本根本没能力攘夷，大顺作为天朝，是有义务去攘真正的夷狄的。

    这种疑惑，可以说是自遣唐使以来、至明中晚期宋儒之学开始在日本扩张所引起的思想大混乱的体现。

    而刘钰的诡辩和借题发挥，只是把这种思想大混乱引爆的导火索。

    从明末开始，日本儒生涌现出了三种不同的思想。

    这不是说朱子学还是古儒学的争端，那争端，实际上是打着先秦旗号想往前走的、和打着宋儒之学想往后退的争端，牵扯的还是经济问题。

    这里说的三种思想，是关于华夷问题的。

    一派认为，自己就是夷狄，就该努力学习中华文化，恨不能生在中华。

    一派则认为，日本自己也可以叫中华，只要符合礼、符合比周边民族先进、有藩属朝贡体系，那么中原可以叫中华，日本也可以叫中华。

    中华是个文化概念，只要儒学守礼就是中华，和地理没有任何关系，称呼中华的时候应该改为地名如震旦、支与那。中华是中国的自称，在日本，中华就是日本的自称。

    还有一派则认为，日本才是中华，中国根本就不是中华正统。

    因为日本国万世一系，在降生的那一天，就是按照天道的礼仪所定型的。儒家礼法，是天地大道，殊途同归，日本产生儒家大义的时候，可比周公孔孟早多了。

    日本之所以多用汉文，因为文字这东西日本原来也有，只是孝德天皇大化改新的时候，把日本的典籍“悉数为灰”了，所以导致现在看不到日本古文字书写的典籍了。

    要是能看到的话会惊奇的发现，其实古代日本也有文字，而且也写了自己的儒家经典，和周公孔孟之道殊途同归。

    可惜因为孝德天皇大化改新、全面唐化，都烧没了。

    前两派还是在儒家天下观的范畴内闪转腾挪，最多也就是“僭越称两华”，也没离谱到第三派这种糅合怪的程度。

    山鹿素行在提出第三派理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家、耶稣教、儒家的影响。

    就像是宋儒面临佛教“从何而来、往何处去”的成型的宇宙观影响，不得不搞出了理学来反击、而被大顺的古儒一派批评为“理学为释家所染而不自知”一样。

    山鹿素行这是自以为自己是“复古之儒”，实际上整个体系却是不自觉地受到了儒、耶、释三家的影响。

    延续着日本圣堂林家和耶稣教的辩论，认定天理在造物主之前。那么先有天理、后有宇宙，既如此，在宇宙创立之初，天理早就存在，那么创世之初就有一个“文华制度完备”、符合天理的日本国，也是合理的。

    天理既然在造物主之前，那么儒学也就是在创世之初就存在的。只是周公、孔孟等人，悟出了大道，传播出去而已。但实际上，儒学早就在日本出现几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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