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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零零章 英人目睹之怪现状（五）(第 4/4 页)

    南海公司能够募集巨额的资金，因为我们的乔治国王，担任董事长。

    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可以募集巨额资金，因为皇帝的宠臣，担任监管委员会总监。

    托利党人南海公司的失败，拖累了我们。

    如果我不把大量的计划、野心说出来，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资金。

    国内因为南海泡沫的影响，对这种投资持慎重态度——这也是公司现在暮气沉沉的原因，公司的股东们，虽然逐利，却趋向于更稳妥的方案。

    而更稳妥的方案，就意味着我们不敢轻易地脱离对华贸易利润的依赖。

    这种舒适的常态，使得我们丧失了进取精神。

    相反，法国人在印度要更加强势……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而把大量的计划、野心公开出来，这又会引起我们敌人的警觉。

    在野心和计划之外，我们还要面临一个问题。

    托利党、辉格党、国王殿下、威尔士亲王殿下、小爱国者、乡村理想建设派，我们该站在哪一边？

    公司的游说，公司培养的议会席位，应该为公司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无头苍蝇一般，只在乎与公司有关的议题。

    我们需要政治上的盟友，而不是只靠金钱的游说。

    因为公司如果转型成功，意味着公司在印度的政策，将面临巨大的分歧：以公司盈利为主？还是以他们所谓的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主？

    这是棉布禁止、还是允许这个议题的变种，只不过不再是棉布了而已。当公司不再依靠棉布贸易赚钱、而是依靠土地税赚钱的时候，新的问题也必然来临，他们会像棉布问题一样，打着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的旗号，迫使我们不能以最大化盈利为政策。

    对公司而言，任何形式的监管都要避免。每一次对人类的自由的侵犯都以“必要”为借口，这是奴隶的纲领。我们只对股东的利润负责，没有义务去考虑所谓国家利益的必要性。

    在国家授予了我们垄断权、并且保证我们的垄断权之外。国家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对公司的政策进行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