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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四九章 皇帝眼里的改革(第 4/4 页)

    或者说，保证朝廷手里有盐。

    而淮南盐的小生产者模式……同样是100万石的产量，是控制一个大盐场容易？还是控制七八万小生产者的盐户容易？

    再比如那些在虾夷、东北、南洋办农场种植园的。

    如果朝廷急需100万石粮食的时候，是从这些大农场大种植园搞比较容易？还是从100万小农手里征收100万石粮食容易？

    皇帝盘算了一下，如今他手里握着的、算作必要时候朝廷能够掌控的力量，比起二十年前可多太多了。

    他手里，多出来一个可以一次性赖账不还的银行，里面存着上千万两的白银，必要的时候直接抢。虽然这么玩只能用一次，但或许足够救命、翻盘。

    多出来两个商品粮基地，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保证大顺遇到大规模灾荒，可以迅速征集粮食——可以用钱，如果没钱，那就直接用枪。

    多出来一个扶植起来的财阀模式的运输公司，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保证钱能买到物资、物资能运到地方。

    现在，就差一个产盐基地了。这个产盐基地必须是密集的、集中的、人少的、方便接管的。必要的时候，必须能保证每年两三亿斤的产量。

    在一切平稳、一切顺利的时候，朝廷只要有钱就够了。

    然而一旦出事，钱不管用、或者没有钱可用的时候，他可以让舰炮、大炮、火枪去把这些东西控制起来。

    皇帝这二十年，总结出来两个道理。

    第一个：大顺的十亿亩土地，是士绅的，皇帝无力动员这十亿亩土地的力量。而大型盐场、大农场，可以是皇帝的，皇帝只需要一支军队就能控制、并且转化为皇权的力量。

    控制一个用蒸汽机的大型晒盐场，和控制10万盐户小农，对皇权而言意义一样，但成本大不一样。

    第二个：真到乱世，比如明末给大顺的教训。钱，不如粮食、盐、铁、布管用。

    朝廷在放弃了实物税、又放弃了基层控制力、又放弃了均田制后。已经不能按照实物税时代的经验，去治理了。

    至于皇帝和林敏讲的这些理由，冠冕堂皇罢了。

    皇帝只是单纯的压根不在乎，淮南产业结构改变导致的、扬州府等地数以十万计的和盐产业有关的人失业而已。

    但又不好直接说，遂用“大义”、“大利”这样的理由；用未雨绸缪这样的道理，暗示林敏：扬州淮安的衰败，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的必要代价。

    要么，你把黄河问题解决了；要么，你把江苏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