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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九三年（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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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九三年（卅四）(第 1/ 页)
说了这么多反动的法力诈术手段后，李欗总结道：“无论斩木起义兵，亦或者改良变法，无非四个字：除旧布新。”
“而这四个字之外，你还需记得，天朝的事，必要思虑‘天下一统’四字。”
“理解了除旧布新、理解了天下一统，便多有转圜余地。”
“何谓除旧布新？
“兴国公昔日于苏鲁变革，他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在前？还是垦鲸海下南洋吓朝鲜拿到商品粮基地在前？”
“除旧是为了布新。而万不可为了除旧而除旧，必先想到新法，多有准备，然后才能除旧。”
“如昔日战后，那法兰西国路易十五与朕通信，言欲废巴黎高等法院诸事。朕回信言，天朝能制贵族世家，因有科举。此事非不能做，只是欲破旧，心中至少知道新为何等模样。不知新而先破旧，岂不乱乎？”
“再如朕要办学堂、兴实学。那么，过去的义学、族学怎么办？过去依靠地租学田之租子维系的书院学堂怎么改？过去依靠乡绅捐助的塾学又如何变？所需之教师先生从何来？生员秀才等教他们日后以何为生？怎么解决这些东西都不考虑，便二话不说废了旧学科举，岂能不乱？”
“此所谓除旧布新。”
“那何谓天下一统？”
“如今朝廷财税，十之七八，不源于土地亩税，而是源于出口、商税、殖民、盐税等等。”
“先发诸省，收税省事，且又无需和最麻烦的地主乡绅小农打交道。”
“若是为了省事，朝廷日后只靠商税、关税、出口、盐税等，而觉得内地省份皆是麻烦。正好儒生多谈复封建、绅权亦多言复推举学校议政等等复古手段。”
“那朝廷为了省事、亦为了讨好天下士绅、亦或者根本不想惹许多麻烦，就从了他们，不再压绅权、亩税仍旧不改若包税法只要两千万两，剩下的地方自办，皆大欢喜。”
“绅权膨胀，资政议事，掌控地方，税收民赋皆乡贤自议，必高呼皇帝圣明，王道复古，此真三代之治也。”
“这是天下一统？还是割据沿海，不过如殷商以兵戈以金铜以商贸而控天下？”
这也算是大顺的特色问题了。
自明晚期开始，儒林中很是兴起了一股子“复古的郡县制下再封建”的思潮。明末的几位大思想家自不必提了，便是颜元李塨等均田的激进派，在其书中的构想，虽然不提再封建，但对于地方分权的想法也相当热衷。
比如说，围绕着复古学校制，以学校作为州县的政治中心，废除科举制解决生员问题，再由贤良推选真君子、真儒而议政。学校既是教育场所、也承担一个地方州县的议会的作用。
当然，这种想法，过去也就说说，朝廷压根不会听。
明亡顺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顺都在压制地方绅权。因为这种东西，听起来挺好，可实际上到底是倒退还是进步，这就很难说。科举制虽然有诸多问题，但就之前而言，怎么也比地方上举荐贤才复变种察举制要强。
然而，伴随着刘玉的改革，大顺这边的财政收入比例和之前截然不同。
关税、商税、出口税、殖民地掠夺等等，这些收入暴增。
而亩税……
仅就朝廷国库而言，之前确实亩税收的也不算多，地方上要办什么事朝廷其实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地方上自己搞摊派、加派、助捐之类的手段。
毕竟说，这么大的国家，一年收两千万两白银的税，这实际上就是明瞪眼的事——君子远庖厨，默许地方自己弄钱。名义上正税确实不多，但正税之外的杂役、运输、劳役、摊派、火耗之类的东西，才是真正把人避疯的压榨。
现在嘛，大顺这边在先发地区弄钱，比抠搜那点亩税要容易的多。
而收土地税，意味着要解决地主和农民的事、要和地方乡绅打交道，实际上收起来非常的难，关键还收不了多少。
于是一些朝中的大臣建议道，说是现在有商税关税殖民地收入等等，而亩税收起来又费劲又麻烦还收不了多少。
那么，可不可以说，朝廷就不要亩税走国库了？把亩税交给地方行不行？
缺的这点亩税，其实很容易收回了。
比如说，将内地地区设置钞关，收内地税——也即自然经济保护税，亦或者要是把内地看成一个区域的话，等于是先发地区收“出口关税”，这笔钱肯定是归中央而不是地方的——这就很容易把亩税的那点钱补回来。
那既然这样，可不可以只靠先发省份的商税、关税、自然经济保护税等，作为中央之财政？
而内地地区，既然都是些累赘，收税也不好收、地方绅权还一直对抗，能不能说适当扩大地方之权限？
一方面说，这符合儒学的设想，地方贤达议政参政，顺带还能解决一下生员问题。
另一方面，朝廷之前的税制，弄的自欺欺人，地方上也没钱，而正税之外必须得琢磨着弄点火耗、摊派、加增啥的，上面一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如此，那干脆把亩税这个东西扔给地方呗？收税又麻烦、收的也不多。
这样，让地方自己用亩税去玩，朝廷只要关税商税等，皆大欢喜，朝廷还甩了许多麻烦，天下士绅也必定盛赞天子圣明。
而内地亩税一般来说收的那一千三五百万两，想补回来，只需要说放开那么严格的保护和管制。
允许先发地区的廉价商品进入，但设置钞关，加收一部分自然经济保护税不就得了？
比如说，松苏的棉布，一块钱；而内地的自然经济下的布，两块钱。
那就可以收七毛钱的自然经济保护税，既不至于说摧毁的太厉害，顺带着这一千来万两不是很容易就从“内关税”中收回了？
至于说这么搞，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不是殖民地等，这个先不提。
关键是，对朝廷而言，钱，是个大问题，甚至是最大的事。
而因为刘玉的改革之后，国库的钱和以前不一样了，这就使得在心理上、技术上，使得朝廷有了可以接受这种想法的可能。
搁五六十年前，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些儒生的地方学校察举议政的想法，在钱的问题上就不可能接受。因为之前朝廷的那点收入，大部分还是亩税。
但现在，从钱的角度上讲，这就大有可能——因为国库收入的比例变了，亩税那点钱，都快比不上在印度收的土地税了，当然这是大顺这边的殖民政策比较“激进”，毕竟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思想，还是指望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市场，而不是反动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思想，不然如历史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只是在印度亩税就能收个七八千万两，这可比大顺之前的亩税加盐税还要多的多的多——而大顺依靠先发地区的商品税、关税、以及随着交通运输改善后的盐税等等，内地的那点土地税真的是已经可要可不要的。
并且说，本身，大顺的财政制度也确实问题很大。延续前朝之政策，名义上正税不多，而地方上便不得不想方设法弄钱，否则地方实质上都根本维系不下去。
是以说，这个原本几乎无解的问题，现在似乎的确有了解决的方法：中央扔掉亩税，不收了，归地方。
这里可不是说取消亩税。
而是说，把亩税交给地方，让地方上的乡绅、胥吏等，自己去搞亩税。
这样，朝廷既赚了“仁政”的名，又可以得到地方乡绅的拥护，还可以避开让人头疼至极的地主和农民的问题。
当然，这几年这种想法在朝中甚嚣尘上，也不仅仅是因为纯粹的国库收入的比例问题，而是有很多人从中推波助澜。
某种程度上讲，李欗非要搞科举制改革，也和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
当日李欗面对这个想法，可是罕见地大怒，在朝堂上破口大骂，只说这是“偏安割据之格局、而无一统之气概”；又说什么“此亡天下之论”；更言此事乃“蒙元夷狄税制之流毒，孟子言朝堂不收足额亩税实乃是夷狄之政此言得之”。
要说他愤怒的原因，或者说至少在朝堂上表现出或者说表演出极为愤怒的原因，还真就是他说的什么“格局”、“气概”之类的因素，只不过情况比这个复杂。
在李欗看来，之前大顺变革留下的问题挺多的。至少走到现在，过去的一些政策，现在已经给大顺造成了深深的裂痕。
真要说朝廷的中央财政之保留沿海地区比较容易收的关税商税自然经济保护税，而把亩税丢给地方，那么实质上大顺就彻底分裂了。
一旦让朝廷的财政只和先发地区的商税、关税、自然经济保护税等绑定，那么朝廷就真要被人捏在手里了。
到时候，朝廷这个中央，就只能跟着先发地区的工业、商业、以及内地出现的大量买办的步调走了。
财政皆出于此，到时候皇权还敢做出任何动他们利益的改变吗？
而最后，最可能的局面是啥？
便是朝廷真正能管的，就是先发地区；而先发地区的人，又不想承担内地地区的种种问题，恨不得让内地各省半自治，做倾销殖民地，而又不出任何的成本管理和赈济。
名义上的阔有天下的天子，实质上就管着先发数省。而先发数省又压根不想解决内地的贫困、赈济、救灾、治水、以及地主和农民的事，只要内地的买办能扶起来买这边的货就行。
至于那些贫困、赈济、救灾、治水、以及地主和农民的事，让内地省份自己去管。
所以说，固然显学派的一些激进想法，在李欗看来，那是有想要当“关陇集团、淮西勋贵、乃至王莽新政时候古文经学”的地位。
但至少，显学一派的激进想法，李欗认为还是“天下一统的格局”，而非“割据偏安的暮气”。
即便说这些人想要以新代旧，想要借机取代旧的官僚集团，然而终究是天下视角的，而不是偏于二三省视角的。
然而，这种建议朝廷靠关税商税，扩大地方的权限，而把亩税等扔给地方的想法，却是李欗压根无法接受的。他宁可接受显学那一套，真的扶起来一支不受控制的“古文经学儒生”或者“新的淮西勋贵集团”，也不会接受这种完全要把大顺裂开、把天下撕碎的想法。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如他和皇子说的那番话一样：除旧布新、天下一统，缺了哪个都不行。
天子天子，天下都裂开了，那叫什么天子？
显学派的想法过于激进，而且不好控制。一旦成事，又容易抱成团，尾大不掉，所以李欗不可能接受显学一派的“激进改革，借助阶级属性和内地地主不同的知识分子、识字人口，搞均田改革”的想法——一旦搞成，上上下下，天下举目，全是实学这几界的“同乡”、“同学”、“同窗”，他这皇帝或还能压得住，他一死儿孙辈不直接被人玩死？
而甩手派，亦即意图将内地做殖民地，朝廷只保留商税关税，把内地的麻烦事交给内地半自治的，李欗更不可能接受。
故而，这才催生了他要搞科举改革、要兴办学堂，试图解决这件事，从根上把这种可能把好好的大一统王朝，混成个偏安一方的殖民地母国的可能给灭杀。
天下一统，其实一共九个字。
【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甭管科举考试到底考什么内容，到底是哪一派的儒学、亦或者哪一派的百家学说，总归要天下都一样的学问，否则这天下早晚要出事。
这也就是李欗认为显学一派的想法有可取之处、但不可用的原因：显学一派，也是讲【尚同】、讲【六合同风】的，这最起码是个“有天下气度的学说”——显学一派是站在天下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而且是坚决反对搞成这种殷商以经济和军队做天下共主的模式的——只是站在皇权的角度，认为显学的手段过于激进，虽然天下保住了，但皇权可能没了。
简单来说，李欗所谓的“除旧布新、天下一统”，是既要天下、又要皇权。
因为现在毕竟盛世，这不是说李欗这皇帝就觉悟高，而是大盛世之下没听说要主动在天下和皇权中二选一的，总归还是琢磨着要两个都要。真要是混成了某种衰亡在即的局面，李欗也未必不会只要皇权、只想当皇帝而不管天下，甚至干出一些借兵、当儿皇帝、给人当守土官长的事。
至少，他觉得，使使劲儿，抓住那一线生机，还能“我全都要”。
当然，也实在是到了不“除旧布新”不行的时候了。
再不继续变法，李欗担心他死之后，真混成了依靠先发省份搞对内殖民、让内地自治不管内地贫困灾祸只要当商品倾销地即可的模样。
这也不是他心怀天下苍生，而是知道这么搞，非要把显学一派中有“天下”、“苍生”这等大情怀的人，逼成反贼，最后真容易把他家祖坟都给刨了，自己甚至要混个遗臭万年的名声。
他现在要当“进步的皇帝”，要谈天下、谈苍生，为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心怀天下的时代英豪，还能跟着他走、至少还存着改良的幻想。真把这群人给逼得彻底失望，那真是要出大事的，尤其是经历了刘玉改革几乎全程他，似乎竟以一人之力而至这几十年间天下大变的现实，让他心有余季——万一出几个这样的人物，彻底失望，放弃改良变法而去当反贼，那得什么样？
伴随实学兴起，对未来的憧憬不再是空泛的三代之治的模样，而有了更具体的期待。
那么，这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又不可能全都是为求功名利禄之辈、为当官可以随意把卵割掉之人，一旦这些掌握了先进知识而又有天下之大志的人，发现朝廷和他们的理想越来越远，这群人彻底失望之后，万一真的去内地的贫困地区发动起义，那事可就大了。
这群人，李欗很清楚，和过去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有纲领、又明确的对未来的构想、并且更可怕的是在这些纲领中均田只是个手段而不是当成最终目的。
这就和过去大为不同。
是以，显学一派的激进改革，未必要用，但至少要做出改变，示意不是不进步也不是不想着未来，而是方法方式可以再商量。
但是，要真是玩成放弃内地治理只把内地做商品倾销地的模式，那很大一群本还可以“跟着兴国公去修黄河”的人，多半发现朝廷压根没有修黄河的意思，那他妈的还修个屁，先把这腐朽王朝埋了再修吧。
鉴于此，李欗怕皇子还是不能掌握精髓，遂又问道：
“朕问问你，若行科举改革，兴办学堂。你说这兴办学堂、发给教师先生的钱，是地方如过去火耗事自行加助学捐？还是应由朝廷国库出资？”
“朕再问问你，若为兴实学，是直接废弃科举选拔，只用先发各处之实学人才？还是废科举之旧学，而保留科举考试选拔、朝廷编制人才、同乡回避为官压制绅权之旧法？”
皇子很自然地先避开了第一个关于钱从何来的问题，先从第二个问题回答。
“儿臣以为，若为兴实学，自然还是只改科举之内容、而留科举之形式。分科为科举、八股为科举、三舍亦为科举。无非‘勤勉好学，学而优则仕’而已。”
“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实学将不劝自兴；而若科举与实学分途，则学校必有名无实。”
“何者？利禄之途，人之所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
“若学实学可通利禄，则实学必兴。即便昔日兴国公办实学，亦是因为海军、殖民、商贸、工场等等，无中生有，造出许多过去没有的利禄之途，于是实学方才兴起。”
“若是只为兴实学，考试选拔之法，万不可废。”
“至于朝廷网罗人才、同乡回避、官压绅权等等旧法……儿臣以为，正合父皇所问‘钱从何出’的本意。”
“如办学堂，若是地方征收助学捐，则一来必如前朝三饷之旧事；而来绅权必日膨胀。若无地方支持，便办不出学堂；而学堂之教师等等，又皆赖地方乡绅存活，日后怕不是要如复古儒生所谓‘学校议地方政’之臆想，竟真再封建。”
李欗点头赞许，笑道：“吾儿终不是那等迂腐空谈之辈。”
“朕所谓，除旧布新、天下一统，这就是帝王之精义。”
“除旧布新，乃防革命。”
“天下一统，乃防封建。”
“二者缺一，则帝为不帝、皇不为皇。”
“显学一派，激进过甚，无君无父。”
“乡绅旧古，畅谈三代，实欲封建。”
“然而。”
“显学一派，囿于兴国公之旧刻痕，欲办成事，必要强大的国家机器，是以他们不到万不得已、全然绝望时候，多半还是会如兴国公一样最后跑去修黄河河道。”
“是以，他们是可以利用的。但面上总要做出一副‘进步的天子’的模样。”
“如兴办学堂。”
“于大义，此进步也。”
“于小利，多招教师，国库给饷，若过去养几十万废物生员无二，他们也多支持。”
“这件事，便可从‘守旧、进步’之争，变为‘进步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之争。”
“是先兴实学？”
“还是先均田迁民垦殖东进？”
“虽然，实质上，两者并不矛盾。均田征税垦殖东进，一样可以兴办学堂。”
“但，这便叫无中生有。把两件明明不矛盾的事，强行对立起来，如此便可分化显学各派。”
“韩非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凋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此谓之，分显学也。”
“显学者，变革之学也。”
“凡变革之学，无限可分。”
“为人君者，万不可一听‘变革、进步’等字眼，便觉可怕。而是应该因势利导，分显学若儒墨八分三离，而扶一支为正学。”
“昔日儒分为八，而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的又是哪一支？哪一支才是正学呢？那一支正儒，若孔丘复生，认吗？”
“始皇帝焚书坑儒，最后还不是儒家独霸？但独尊之儒，和先秦之儒，难道一样吗？”
“大禹治水，言堵不如疏。但可不是说，堵不如大水漫灌。而是说，要顺势而为，叫河水走大禹想让它走的河道，这才叫堵不如疏。”
“既不是如其父鲧，死保原来的河道，最终身死。”
“亦不是任凭大水漫灌，冲个三五十年，自然也就有新河道了。”
“如今天下事，非要做到这一点，方能从寻得那一线生机。”
“难矣、难矣。勉之、勉之。”
“若如大禹治水，其道为何？其道，似乎很简单，不过水往低处流而已。以道衍术，方能成事。不知此道，万事休矣。”
“是以，朕还是叫你多读读书，尤其是一些伪托兴国公之名而大谈阶级、生产、资本之类的书。”
实际上，皇子这样的书还真没少读。
既是读过，皇子便道：“父皇教诲，儿臣牢记。只是，若读这些书，显学一派的那些政策，似就大有道理。”
“昔日，徐光启谈《几何原本》，言：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
“而类《几何》之逻辑，则必要两个条件。”
“其一，假设必须以基本公理为前提；其二，以此前提推理运算，严丝合缝、逻辑分明。”
“以此而论，显学一派的均田、迁民、垦殖、工业等政策，便不是因为圣人说过，而是通过推理运算得出的严丝合缝的结论。”
“以此而论，此势不可免。实学既兴，显学之策也必大兴……”
李欗闻言仍旧一笑，道：“此言得之。但朕问你，本朝制度，不比日本朝鲜，土地买卖皆由地契、王朝更替亦不过改正朔易服色。便是之前均田，那么只是均了田，可改了土地所有制？均田可以，但改土地所有制不行，其中区别，你可清楚？”
这其中的区别，皇子当然分得清。因为之前儒家复古派争论的问题，以及王莽改制等一系列历史上的操作，不是均田这么简单，而是要动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大顺是非常容易分出区别的。
见皇子点头，李欗又道：“那么，继续推演下去，你就会发现问题之所在。”
“按他们的推论，以及所谓新生产、旧生产之别，按他们所言，新生产体系，必要不断侵蚀旧生产体系，方能不断维系；而若全然是新的生产体系，是不能维系的，是要崩解的，因为最后算了算去，推演出去的结果，就是生产的东西肯定卖不出去，所以要么对外扩张、要么创造一批在新体系之外的生产者。”
“然而伴随着均田之后的兼并、伴随着南洋印度等地旧体系的瓦解，旧体系逐渐消亡，岂不是说，最后这也是条死路？”
“但显学一派，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戛然而止。你道缘何？”
“因为到此戛然而止，方还能维系一个显学之合。继续往下推，必要八分三离。”
“可即便如此，即便说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其内部仍旧争论不休。”
“均田？不均？日后即便迁徙垦殖，兼并可乎？”
“钞关、内税，是放是开？”
“是靠自然秩序？还是靠盐铁之术？”
“铁路运河等，官营、私有？”
“是继续兴国公那种以资本逐利为动力的东进扶桑？还是官营资本以盈利而已利投资垦殖迁民的东进扶桑？”
“单单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内部分歧已颇多。”
“你谈显学一派的想法，实则认可的是其‘术’。”
“何谓术？”
“显学中的激进派，无非是说，如今新学中的多数人，既有文化、又有学识，而且关键是他们和内地的地主乡绅并无瓜葛。若如前朝之改革不可成，而太祖起义兵方能行均田事一样。”
“所以他们觉得，现在时机正好。可以靠这数十万和地主乡绅并无瓜葛的新读书人、靠着朝廷手里的军队和国家机器、靠着朝廷哪怕现在不收亩税也能养得起兵的形势，激进行事，一举解决均田、征税、东进、垦殖、创造出一个以交换货币为目的的农业环境而发展工业而已。”
“何谓道？”
“均田、东进、垦殖、创造出一个以交换货币为目的的农业环境而发展工业，这是道。”
“这个，难道你不认可吗？认可的话，那便在最终目的上，并无分歧，分歧的只是怎么走。”
“譬如说，修黄河，都认可改道向北。而分歧在于，是夺大清河，还是夺小清河，亦或者继续向北走京畿古旧河道的分歧。”
皇子沉吟片刻，低声道：“儿臣以为，显学一派的想法，还是有道理的。若是将来科举改革之后，实学人才，亦多为地主乡绅，家里靠的也是地租过活，这要均田改革，实难矣。”
皇帝甚至皇子，大谈什么均田、限田之类的话，其实很正常。
这是传统的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正确，事可以不办，但话不能不说。
但凡正常点的传统王朝，在这种话上，不但可以随便说而不会被枪毙，甚至是可以直接上奏皇帝。
皇帝最多不办，或者滴咕几句什么小丈夫之论、什么富民何辜之类的话，可绝对不会因为这些话就把人抓起来枪决——包括说满清那吊样的，在限田问题上也只能说“此虽正言，然……”，大顺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连满清都不如。
而至于一些真在均田问题上连满清都不如的政权，实实在在连基本的大一统王朝都算不上，那属于是政权之屑。王安石，都很可能因为那首《兼并》诗，被挂个“通匪”的罪名给枪毙了。
皇子的意思倒是很明确。
要变法改革，得需要人才、官吏，这就需要读书人。
而要是识字的读书人，都是地主乡绅，靠地租生活的，那还改个屁？
所以他是觉得，显学派的想法，是可取的。现在确确实实，之前变革的遗产中，留下了一大群不靠地租生活的读书人，而且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本身也有希望被“扶正”的想法，基本的人才不缺。
而朝廷现在手里又掌握着亩税之外的财政收入，甚至不收内地那一千来万白银，几乎没啥影响。
李欗见皇子这么想，亦不急不恼，反问道：“那么吾儿之见，是强制均田？还是颜李之赎买？”
皇子不解，反问道：“父皇之前不是做过类似的改革吗？以强制工业储蓄的方式，修铁路，而使得先发诸省的地主转型……”
听到这话，李欗哈哈大笑，摇头道：“你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以为转型靠的是修铁路？”
“那是皮。”
“真正的骨，是松辽以北的土地。是铁路债券可以优先购买土地。朕是拿松辽以北的土地换的他们转型，可不是单单靠铁路。否则你以为这么容易呢？”
“换句话说，你手里得有东西，然后才能让他们转型。你手里什么都没有，怎么转型？”
“无中生有？若是工业这么简单，无中生有，建起工业就能得利，问题何至于如此麻烦？”
“你手里若有工业，可以用工业股份换他们的土地；你手里若有国有的土地，也可以用这些国有的土地换他们已有的土地。”
“你只看皮，不见骨，以为之前的赎买改革，靠的是无中生有？靠的是工业利润代替地租？你可就大错特错了，靠的是手里掌握的国有的土地换的，因为只靠工业那点利润根本不够，而是靠着铁路把原本不值钱的国有的土地变得值钱，然后交换的。”
“现在的工业，有几分是你的？你手里根本没有东西，怎么能把别人的东西与人交换呢？”
“比如说，一个大纺织厂。现在若是朝廷的，朝廷拿出其中的四分之一，赎买其土地，自是可以”
“问题是，现在这个大纺织厂并不是你的，你凭什么拿别人的东西，去赎买土地呢？”
“无中生有，不是不可以。”
“比如之前修铁路，使得松辽以北的土地，原本是荒地，不值得资本投资；而修了铁路后，便可以种豆运出来卖钱。这叫无中生有，生的是那块土地。”
“现在，你告诉我，无中生有，把地主的赎买费强制工业储蓄，你建什么能确保盈利？”
“你再想一想，朕方才所言，断则十年、长则廿载，这工商业必要有多血上火之大病。你现在搞一堆东西，正赶上日后危机，岂不天下大乱？”
“再说了，自兴国公走后，扶桑之金银、欧印之利润，年年涌入。若真有大赚的产业，轮得到你来官办？商贾既不缺钱，若真有大利，难道不知道去投吗？”
“而且，当年朕的改革，那是手里真的捏着东西，是用国有的土地换的、使用矿产开发的工业换的。那是确定会有利可图的东西换的，你真当朕是空手套白狼，就轻飘飘地完成了赎买均田之尝试？”
“显学一派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想的均田，根本不是赎买，而是强分。”
“因为，要么，转型为工业，把赎买费用作为强制的工业储蓄，但问题是你能想到什么有利可图的工业？”
“要么，赎买费仍旧给地主，那这又毫无意义。因为显学派的意思，是靠均田后的亩税，强行发展造船钢铁等行业，以官办的方式借助均田后的亩税完成移民，而把赎买租子给地主乡绅，有什么用？”
“天下之前之所以观望，皆因朕之前的变革以赎买转型做了样，他们或能接受赎买转型，是以也就是观望而不全力反对。只是，若要强分，那他们岂能愿意？你要知道，东虏能保他们的地，他们竟是连头都肯剃的。”
“真要闹翻了脸，用刺刀来解决的地步……你还需知道，此事先发地区的繁花似锦烈火烹油，可并不会长久。一旦欧罗巴有变，市场被阻，多血症爆发，那是要出大事的。”
“到时候，内忧外患之下，天下局势，岂还能在你我掌握之中？到时候，只怕便不是你我能控制的，一旦无法控制……便做成了，这天下或是好了，可祖宗基业、三昭三穆，皆亡矣。”
“是以朕才言：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这一线生机，稍有差错，便不可把握。”
“而这一线生机，就是日后的多血症爆发危机之中。危机之中，若做的好，便可趁着危机，低价抄底，以朝廷国库、中央之银行，买其资产，变为官产。”
“在此之前，不打仗、不开边、多攒钱、多备粮米。”
“待危机过去，繁荣再现时候，朝廷手里有了产业，又赶上一轮新的经济热潮，便再以工业债券的方式，赎买转型。”
“如此，一箭六凋。”
“其一，新兴之大商大贾，元气大伤。朝廷手里，可掌控的资产倍增。”
“其二，危机之中，以扶桑田赈济失业雇工，得其支持，瓦解其志。”
“其三，借危机急需市场之情势，郑伯克段于鄢，放开豫皖，旧经济崩溃，商业盘剥，叫自兴国公时留下的‘激进’退潮。”
“其四，瓦解实学派皆为一二省人抱团之可能，而以实学学堂选拔人才，勿使得非用他们不可。”
“其五，变革之旗，紧握在朝廷手中。”
“其六……便是……嘿……便是这天下仍旧姓李。”
“这就是那一线生机，若能做成，则或可保皇冠不落。”
“朕亦知极难，稍有差错便万劫不复。但这本身就是逆天改命之事，亏得知了许多道理，不然一旦多血症爆发，前所未见，不知所措，所有矛盾全都引爆，无力回天矣。”
终章 九三年（卅四）(第 1/ 页)
说了这么多反动的法力诈术手段后，李欗总结道：“无论斩木起义兵，亦或者改良变法，无非四个字：除旧布新。”
“而这四个字之外，你还需记得，天朝的事，必要思虑‘天下一统’四字。”
“理解了除旧布新、理解了天下一统，便多有转圜余地。”
“何谓除旧布新？
“兴国公昔日于苏鲁变革，他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在前？还是垦鲸海下南洋吓朝鲜拿到商品粮基地在前？”
“除旧是为了布新。而万不可为了除旧而除旧，必先想到新法，多有准备，然后才能除旧。”
“如昔日战后，那法兰西国路易十五与朕通信，言欲废巴黎高等法院诸事。朕回信言，天朝能制贵族世家，因有科举。此事非不能做，只是欲破旧，心中至少知道新为何等模样。不知新而先破旧，岂不乱乎？”
“再如朕要办学堂、兴实学。那么，过去的义学、族学怎么办？过去依靠地租学田之租子维系的书院学堂怎么改？过去依靠乡绅捐助的塾学又如何变？所需之教师先生从何来？生员秀才等教他们日后以何为生？怎么解决这些东西都不考虑，便二话不说废了旧学科举，岂能不乱？”
“此所谓除旧布新。”
“那何谓天下一统？”
“如今朝廷财税，十之七八，不源于土地亩税，而是源于出口、商税、殖民、盐税等等。”
“先发诸省，收税省事，且又无需和最麻烦的地主乡绅小农打交道。”
“若是为了省事，朝廷日后只靠商税、关税、出口、盐税等，而觉得内地省份皆是麻烦。正好儒生多谈复封建、绅权亦多言复推举学校议政等等复古手段。”
“那朝廷为了省事、亦为了讨好天下士绅、亦或者根本不想惹许多麻烦，就从了他们，不再压绅权、亩税仍旧不改若包税法只要两千万两，剩下的地方自办，皆大欢喜。”
“绅权膨胀，资政议事，掌控地方，税收民赋皆乡贤自议，必高呼皇帝圣明，王道复古，此真三代之治也。”
“这是天下一统？还是割据沿海，不过如殷商以兵戈以金铜以商贸而控天下？”
这也算是大顺的特色问题了。
自明晚期开始，儒林中很是兴起了一股子“复古的郡县制下再封建”的思潮。明末的几位大思想家自不必提了，便是颜元李塨等均田的激进派，在其书中的构想，虽然不提再封建，但对于地方分权的想法也相当热衷。
比如说，围绕着复古学校制，以学校作为州县的政治中心，废除科举制解决生员问题，再由贤良推选真君子、真儒而议政。学校既是教育场所、也承担一个地方州县的议会的作用。
当然，这种想法，过去也就说说，朝廷压根不会听。
明亡顺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顺都在压制地方绅权。因为这种东西，听起来挺好，可实际上到底是倒退还是进步，这就很难说。科举制虽然有诸多问题，但就之前而言，怎么也比地方上举荐贤才复变种察举制要强。
然而，伴随着刘玉的改革，大顺这边的财政收入比例和之前截然不同。
关税、商税、出口税、殖民地掠夺等等，这些收入暴增。
而亩税……
仅就朝廷国库而言，之前确实亩税收的也不算多，地方上要办什么事朝廷其实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地方上自己搞摊派、加派、助捐之类的手段。
毕竟说，这么大的国家，一年收两千万两白银的税，这实际上就是明瞪眼的事——君子远庖厨，默许地方自己弄钱。名义上正税确实不多，但正税之外的杂役、运输、劳役、摊派、火耗之类的东西，才是真正把人避疯的压榨。
现在嘛，大顺这边在先发地区弄钱，比抠搜那点亩税要容易的多。
而收土地税，意味着要解决地主和农民的事、要和地方乡绅打交道，实际上收起来非常的难，关键还收不了多少。
于是一些朝中的大臣建议道，说是现在有商税关税殖民地收入等等，而亩税收起来又费劲又麻烦还收不了多少。
那么，可不可以说，朝廷就不要亩税走国库了？把亩税交给地方行不行？
缺的这点亩税，其实很容易收回了。
比如说，将内地地区设置钞关，收内地税——也即自然经济保护税，亦或者要是把内地看成一个区域的话，等于是先发地区收“出口关税”，这笔钱肯定是归中央而不是地方的——这就很容易把亩税的那点钱补回来。
那既然这样，可不可以只靠先发省份的商税、关税、自然经济保护税等，作为中央之财政？
而内地地区，既然都是些累赘，收税也不好收、地方绅权还一直对抗，能不能说适当扩大地方之权限？
一方面说，这符合儒学的设想，地方贤达议政参政，顺带还能解决一下生员问题。
另一方面，朝廷之前的税制，弄的自欺欺人，地方上也没钱，而正税之外必须得琢磨着弄点火耗、摊派、加增啥的，上面一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如此，那干脆把亩税这个东西扔给地方呗？收税又麻烦、收的也不多。
这样，让地方自己用亩税去玩，朝廷只要关税商税等，皆大欢喜，朝廷还甩了许多麻烦，天下士绅也必定盛赞天子圣明。
而内地亩税一般来说收的那一千三五百万两，想补回来，只需要说放开那么严格的保护和管制。
允许先发地区的廉价商品进入，但设置钞关，加收一部分自然经济保护税不就得了？
比如说，松苏的棉布，一块钱；而内地的自然经济下的布，两块钱。
那就可以收七毛钱的自然经济保护税，既不至于说摧毁的太厉害，顺带着这一千来万两不是很容易就从“内关税”中收回了？
至于说这么搞，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不是殖民地等，这个先不提。
关键是，对朝廷而言，钱，是个大问题，甚至是最大的事。
而因为刘玉的改革之后，国库的钱和以前不一样了，这就使得在心理上、技术上，使得朝廷有了可以接受这种想法的可能。
搁五六十年前，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些儒生的地方学校察举议政的想法，在钱的问题上就不可能接受。因为之前朝廷的那点收入，大部分还是亩税。
但现在，从钱的角度上讲，这就大有可能——因为国库收入的比例变了，亩税那点钱，都快比不上在印度收的土地税了，当然这是大顺这边的殖民政策比较“激进”，毕竟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思想，还是指望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市场，而不是反动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思想，不然如历史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只是在印度亩税就能收个七八千万两，这可比大顺之前的亩税加盐税还要多的多的多——而大顺依靠先发地区的商品税、关税、以及随着交通运输改善后的盐税等等，内地的那点土地税真的是已经可要可不要的。
并且说，本身，大顺的财政制度也确实问题很大。延续前朝之政策，名义上正税不多，而地方上便不得不想方设法弄钱，否则地方实质上都根本维系不下去。
是以说，这个原本几乎无解的问题，现在似乎的确有了解决的方法：中央扔掉亩税，不收了，归地方。
这里可不是说取消亩税。
而是说，把亩税交给地方，让地方上的乡绅、胥吏等，自己去搞亩税。
这样，朝廷既赚了“仁政”的名，又可以得到地方乡绅的拥护，还可以避开让人头疼至极的地主和农民的问题。
当然，这几年这种想法在朝中甚嚣尘上，也不仅仅是因为纯粹的国库收入的比例问题，而是有很多人从中推波助澜。
某种程度上讲，李欗非要搞科举制改革，也和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
当日李欗面对这个想法，可是罕见地大怒，在朝堂上破口大骂，只说这是“偏安割据之格局、而无一统之气概”；又说什么“此亡天下之论”；更言此事乃“蒙元夷狄税制之流毒，孟子言朝堂不收足额亩税实乃是夷狄之政此言得之”。
要说他愤怒的原因，或者说至少在朝堂上表现出或者说表演出极为愤怒的原因，还真就是他说的什么“格局”、“气概”之类的因素，只不过情况比这个复杂。
在李欗看来，之前大顺变革留下的问题挺多的。至少走到现在，过去的一些政策，现在已经给大顺造成了深深的裂痕。
真要说朝廷的中央财政之保留沿海地区比较容易收的关税商税自然经济保护税，而把亩税丢给地方，那么实质上大顺就彻底分裂了。
一旦让朝廷的财政只和先发地区的商税、关税、自然经济保护税等绑定，那么朝廷就真要被人捏在手里了。
到时候，朝廷这个中央，就只能跟着先发地区的工业、商业、以及内地出现的大量买办的步调走了。
财政皆出于此，到时候皇权还敢做出任何动他们利益的改变吗？
而最后，最可能的局面是啥？
便是朝廷真正能管的，就是先发地区；而先发地区的人，又不想承担内地地区的种种问题，恨不得让内地各省半自治，做倾销殖民地，而又不出任何的成本管理和赈济。
名义上的阔有天下的天子，实质上就管着先发数省。而先发数省又压根不想解决内地的贫困、赈济、救灾、治水、以及地主和农民的事，只要内地的买办能扶起来买这边的货就行。
至于那些贫困、赈济、救灾、治水、以及地主和农民的事，让内地省份自己去管。
所以说，固然显学派的一些激进想法，在李欗看来，那是有想要当“关陇集团、淮西勋贵、乃至王莽新政时候古文经学”的地位。
但至少，显学一派的激进想法，李欗认为还是“天下一统的格局”，而非“割据偏安的暮气”。
即便说这些人想要以新代旧，想要借机取代旧的官僚集团，然而终究是天下视角的，而不是偏于二三省视角的。
然而，这种建议朝廷靠关税商税，扩大地方的权限，而把亩税等扔给地方的想法，却是李欗压根无法接受的。他宁可接受显学那一套，真的扶起来一支不受控制的“古文经学儒生”或者“新的淮西勋贵集团”，也不会接受这种完全要把大顺裂开、把天下撕碎的想法。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如他和皇子说的那番话一样：除旧布新、天下一统，缺了哪个都不行。
天子天子，天下都裂开了，那叫什么天子？
显学派的想法过于激进，而且不好控制。一旦成事，又容易抱成团，尾大不掉，所以李欗不可能接受显学一派的“激进改革，借助阶级属性和内地地主不同的知识分子、识字人口，搞均田改革”的想法——一旦搞成，上上下下，天下举目，全是实学这几界的“同乡”、“同学”、“同窗”，他这皇帝或还能压得住，他一死儿孙辈不直接被人玩死？
而甩手派，亦即意图将内地做殖民地，朝廷只保留商税关税，把内地的麻烦事交给内地半自治的，李欗更不可能接受。
故而，这才催生了他要搞科举改革、要兴办学堂，试图解决这件事，从根上把这种可能把好好的大一统王朝，混成个偏安一方的殖民地母国的可能给灭杀。
天下一统，其实一共九个字。
【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甭管科举考试到底考什么内容，到底是哪一派的儒学、亦或者哪一派的百家学说，总归要天下都一样的学问，否则这天下早晚要出事。
这也就是李欗认为显学一派的想法有可取之处、但不可用的原因：显学一派，也是讲【尚同】、讲【六合同风】的，这最起码是个“有天下气度的学说”——显学一派是站在天下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而且是坚决反对搞成这种殷商以经济和军队做天下共主的模式的——只是站在皇权的角度，认为显学的手段过于激进，虽然天下保住了，但皇权可能没了。
简单来说，李欗所谓的“除旧布新、天下一统”，是既要天下、又要皇权。
因为现在毕竟盛世，这不是说李欗这皇帝就觉悟高，而是大盛世之下没听说要主动在天下和皇权中二选一的，总归还是琢磨着要两个都要。真要是混成了某种衰亡在即的局面，李欗也未必不会只要皇权、只想当皇帝而不管天下，甚至干出一些借兵、当儿皇帝、给人当守土官长的事。
至少，他觉得，使使劲儿，抓住那一线生机，还能“我全都要”。
当然，也实在是到了不“除旧布新”不行的时候了。
再不继续变法，李欗担心他死之后，真混成了依靠先发省份搞对内殖民、让内地自治不管内地贫困灾祸只要当商品倾销地即可的模样。
这也不是他心怀天下苍生，而是知道这么搞，非要把显学一派中有“天下”、“苍生”这等大情怀的人，逼成反贼，最后真容易把他家祖坟都给刨了，自己甚至要混个遗臭万年的名声。
他现在要当“进步的皇帝”，要谈天下、谈苍生，为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心怀天下的时代英豪，还能跟着他走、至少还存着改良的幻想。真把这群人给逼得彻底失望，那真是要出大事的，尤其是经历了刘玉改革几乎全程他，似乎竟以一人之力而至这几十年间天下大变的现实，让他心有余季——万一出几个这样的人物，彻底失望，放弃改良变法而去当反贼，那得什么样？
伴随实学兴起，对未来的憧憬不再是空泛的三代之治的模样，而有了更具体的期待。
那么，这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又不可能全都是为求功名利禄之辈、为当官可以随意把卵割掉之人，一旦这些掌握了先进知识而又有天下之大志的人，发现朝廷和他们的理想越来越远，这群人彻底失望之后，万一真的去内地的贫困地区发动起义，那事可就大了。
这群人，李欗很清楚，和过去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有纲领、又明确的对未来的构想、并且更可怕的是在这些纲领中均田只是个手段而不是当成最终目的。
这就和过去大为不同。
是以，显学一派的激进改革，未必要用，但至少要做出改变，示意不是不进步也不是不想着未来，而是方法方式可以再商量。
但是，要真是玩成放弃内地治理只把内地做商品倾销地的模式，那很大一群本还可以“跟着兴国公去修黄河”的人，多半发现朝廷压根没有修黄河的意思，那他妈的还修个屁，先把这腐朽王朝埋了再修吧。
鉴于此，李欗怕皇子还是不能掌握精髓，遂又问道：
“朕问问你，若行科举改革，兴办学堂。你说这兴办学堂、发给教师先生的钱，是地方如过去火耗事自行加助学捐？还是应由朝廷国库出资？”
“朕再问问你，若为兴实学，是直接废弃科举选拔，只用先发各处之实学人才？还是废科举之旧学，而保留科举考试选拔、朝廷编制人才、同乡回避为官压制绅权之旧法？”
皇子很自然地先避开了第一个关于钱从何来的问题，先从第二个问题回答。
“儿臣以为，若为兴实学，自然还是只改科举之内容、而留科举之形式。分科为科举、八股为科举、三舍亦为科举。无非‘勤勉好学，学而优则仕’而已。”
“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实学将不劝自兴；而若科举与实学分途，则学校必有名无实。”
“何者？利禄之途，人之所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
“若学实学可通利禄，则实学必兴。即便昔日兴国公办实学，亦是因为海军、殖民、商贸、工场等等，无中生有，造出许多过去没有的利禄之途，于是实学方才兴起。”
“若是只为兴实学，考试选拔之法，万不可废。”
“至于朝廷网罗人才、同乡回避、官压绅权等等旧法……儿臣以为，正合父皇所问‘钱从何出’的本意。”
“如办学堂，若是地方征收助学捐，则一来必如前朝三饷之旧事；而来绅权必日膨胀。若无地方支持，便办不出学堂；而学堂之教师等等，又皆赖地方乡绅存活，日后怕不是要如复古儒生所谓‘学校议地方政’之臆想，竟真再封建。”
李欗点头赞许，笑道：“吾儿终不是那等迂腐空谈之辈。”
“朕所谓，除旧布新、天下一统，这就是帝王之精义。”
“除旧布新，乃防革命。”
“天下一统，乃防封建。”
“二者缺一，则帝为不帝、皇不为皇。”
“显学一派，激进过甚，无君无父。”
“乡绅旧古，畅谈三代，实欲封建。”
“然而。”
“显学一派，囿于兴国公之旧刻痕，欲办成事，必要强大的国家机器，是以他们不到万不得已、全然绝望时候，多半还是会如兴国公一样最后跑去修黄河河道。”
“是以，他们是可以利用的。但面上总要做出一副‘进步的天子’的模样。”
“如兴办学堂。”
“于大义，此进步也。”
“于小利，多招教师，国库给饷，若过去养几十万废物生员无二，他们也多支持。”
“这件事，便可从‘守旧、进步’之争，变为‘进步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之争。”
“是先兴实学？”
“还是先均田迁民垦殖东进？”
“虽然，实质上，两者并不矛盾。均田征税垦殖东进，一样可以兴办学堂。”
“但，这便叫无中生有。把两件明明不矛盾的事，强行对立起来，如此便可分化显学各派。”
“韩非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凋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此谓之，分显学也。”
“显学者，变革之学也。”
“凡变革之学，无限可分。”
“为人君者，万不可一听‘变革、进步’等字眼，便觉可怕。而是应该因势利导，分显学若儒墨八分三离，而扶一支为正学。”
“昔日儒分为八，而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的又是哪一支？哪一支才是正学呢？那一支正儒，若孔丘复生，认吗？”
“始皇帝焚书坑儒，最后还不是儒家独霸？但独尊之儒，和先秦之儒，难道一样吗？”
“大禹治水，言堵不如疏。但可不是说，堵不如大水漫灌。而是说，要顺势而为，叫河水走大禹想让它走的河道，这才叫堵不如疏。”
“既不是如其父鲧，死保原来的河道，最终身死。”
“亦不是任凭大水漫灌，冲个三五十年，自然也就有新河道了。”
“如今天下事，非要做到这一点，方能从寻得那一线生机。”
“难矣、难矣。勉之、勉之。”
“若如大禹治水，其道为何？其道，似乎很简单，不过水往低处流而已。以道衍术，方能成事。不知此道，万事休矣。”
“是以，朕还是叫你多读读书，尤其是一些伪托兴国公之名而大谈阶级、生产、资本之类的书。”
实际上，皇子这样的书还真没少读。
既是读过，皇子便道：“父皇教诲，儿臣牢记。只是，若读这些书，显学一派的那些政策，似就大有道理。”
“昔日，徐光启谈《几何原本》，言：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
“而类《几何》之逻辑，则必要两个条件。”
“其一，假设必须以基本公理为前提；其二，以此前提推理运算，严丝合缝、逻辑分明。”
“以此而论，显学一派的均田、迁民、垦殖、工业等政策，便不是因为圣人说过，而是通过推理运算得出的严丝合缝的结论。”
“以此而论，此势不可免。实学既兴，显学之策也必大兴……”
李欗闻言仍旧一笑，道：“此言得之。但朕问你，本朝制度，不比日本朝鲜，土地买卖皆由地契、王朝更替亦不过改正朔易服色。便是之前均田，那么只是均了田，可改了土地所有制？均田可以，但改土地所有制不行，其中区别，你可清楚？”
这其中的区别，皇子当然分得清。因为之前儒家复古派争论的问题，以及王莽改制等一系列历史上的操作，不是均田这么简单，而是要动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大顺是非常容易分出区别的。
见皇子点头，李欗又道：“那么，继续推演下去，你就会发现问题之所在。”
“按他们的推论，以及所谓新生产、旧生产之别，按他们所言，新生产体系，必要不断侵蚀旧生产体系，方能不断维系；而若全然是新的生产体系，是不能维系的，是要崩解的，因为最后算了算去，推演出去的结果，就是生产的东西肯定卖不出去，所以要么对外扩张、要么创造一批在新体系之外的生产者。”
“然而伴随着均田之后的兼并、伴随着南洋印度等地旧体系的瓦解，旧体系逐渐消亡，岂不是说，最后这也是条死路？”
“但显学一派，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戛然而止。你道缘何？”
“因为到此戛然而止，方还能维系一个显学之合。继续往下推，必要八分三离。”
“可即便如此，即便说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其内部仍旧争论不休。”
“均田？不均？日后即便迁徙垦殖，兼并可乎？”
“钞关、内税，是放是开？”
“是靠自然秩序？还是靠盐铁之术？”
“铁路运河等，官营、私有？”
“是继续兴国公那种以资本逐利为动力的东进扶桑？还是官营资本以盈利而已利投资垦殖迁民的东进扶桑？”
“单单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内部分歧已颇多。”
“你谈显学一派的想法，实则认可的是其‘术’。”
“何谓术？”
“显学中的激进派，无非是说，如今新学中的多数人，既有文化、又有学识，而且关键是他们和内地的地主乡绅并无瓜葛。若如前朝之改革不可成，而太祖起义兵方能行均田事一样。”
“所以他们觉得，现在时机正好。可以靠这数十万和地主乡绅并无瓜葛的新读书人、靠着朝廷手里的军队和国家机器、靠着朝廷哪怕现在不收亩税也能养得起兵的形势，激进行事，一举解决均田、征税、东进、垦殖、创造出一个以交换货币为目的的农业环境而发展工业而已。”
“何谓道？”
“均田、东进、垦殖、创造出一个以交换货币为目的的农业环境而发展工业，这是道。”
“这个，难道你不认可吗？认可的话，那便在最终目的上，并无分歧，分歧的只是怎么走。”
“譬如说，修黄河，都认可改道向北。而分歧在于，是夺大清河，还是夺小清河，亦或者继续向北走京畿古旧河道的分歧。”
皇子沉吟片刻，低声道：“儿臣以为，显学一派的想法，还是有道理的。若是将来科举改革之后，实学人才，亦多为地主乡绅，家里靠的也是地租过活，这要均田改革，实难矣。”
皇帝甚至皇子，大谈什么均田、限田之类的话，其实很正常。
这是传统的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正确，事可以不办，但话不能不说。
但凡正常点的传统王朝，在这种话上，不但可以随便说而不会被枪毙，甚至是可以直接上奏皇帝。
皇帝最多不办，或者滴咕几句什么小丈夫之论、什么富民何辜之类的话，可绝对不会因为这些话就把人抓起来枪决——包括说满清那吊样的，在限田问题上也只能说“此虽正言，然……”，大顺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连满清都不如。
而至于一些真在均田问题上连满清都不如的政权，实实在在连基本的大一统王朝都算不上，那属于是政权之屑。王安石，都很可能因为那首《兼并》诗，被挂个“通匪”的罪名给枪毙了。
皇子的意思倒是很明确。
要变法改革，得需要人才、官吏，这就需要读书人。
而要是识字的读书人，都是地主乡绅，靠地租生活的，那还改个屁？
所以他是觉得，显学派的想法，是可取的。现在确确实实，之前变革的遗产中，留下了一大群不靠地租生活的读书人，而且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本身也有希望被“扶正”的想法，基本的人才不缺。
而朝廷现在手里又掌握着亩税之外的财政收入，甚至不收内地那一千来万白银，几乎没啥影响。
李欗见皇子这么想，亦不急不恼，反问道：“那么吾儿之见，是强制均田？还是颜李之赎买？”
皇子不解，反问道：“父皇之前不是做过类似的改革吗？以强制工业储蓄的方式，修铁路，而使得先发诸省的地主转型……”
听到这话，李欗哈哈大笑，摇头道：“你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以为转型靠的是修铁路？”
“那是皮。”
“真正的骨，是松辽以北的土地。是铁路债券可以优先购买土地。朕是拿松辽以北的土地换的他们转型，可不是单单靠铁路。否则你以为这么容易呢？”
“换句话说，你手里得有东西，然后才能让他们转型。你手里什么都没有，怎么转型？”
“无中生有？若是工业这么简单，无中生有，建起工业就能得利，问题何至于如此麻烦？”
“你手里若有工业，可以用工业股份换他们的土地；你手里若有国有的土地，也可以用这些国有的土地换他们已有的土地。”
“你只看皮，不见骨，以为之前的赎买改革，靠的是无中生有？靠的是工业利润代替地租？你可就大错特错了，靠的是手里掌握的国有的土地换的，因为只靠工业那点利润根本不够，而是靠着铁路把原本不值钱的国有的土地变得值钱，然后交换的。”
“现在的工业，有几分是你的？你手里根本没有东西，怎么能把别人的东西与人交换呢？”
“比如说，一个大纺织厂。现在若是朝廷的，朝廷拿出其中的四分之一，赎买其土地，自是可以”
“问题是，现在这个大纺织厂并不是你的，你凭什么拿别人的东西，去赎买土地呢？”
“无中生有，不是不可以。”
“比如之前修铁路，使得松辽以北的土地，原本是荒地，不值得资本投资；而修了铁路后，便可以种豆运出来卖钱。这叫无中生有，生的是那块土地。”
“现在，你告诉我，无中生有，把地主的赎买费强制工业储蓄，你建什么能确保盈利？”
“你再想一想，朕方才所言，断则十年、长则廿载，这工商业必要有多血上火之大病。你现在搞一堆东西，正赶上日后危机，岂不天下大乱？”
“再说了，自兴国公走后，扶桑之金银、欧印之利润，年年涌入。若真有大赚的产业，轮得到你来官办？商贾既不缺钱，若真有大利，难道不知道去投吗？”
“而且，当年朕的改革，那是手里真的捏着东西，是用国有的土地换的、使用矿产开发的工业换的。那是确定会有利可图的东西换的，你真当朕是空手套白狼，就轻飘飘地完成了赎买均田之尝试？”
“显学一派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想的均田，根本不是赎买，而是强分。”
“因为，要么，转型为工业，把赎买费用作为强制的工业储蓄，但问题是你能想到什么有利可图的工业？”
“要么，赎买费仍旧给地主，那这又毫无意义。因为显学派的意思，是靠均田后的亩税，强行发展造船钢铁等行业，以官办的方式借助均田后的亩税完成移民，而把赎买租子给地主乡绅，有什么用？”
“天下之前之所以观望，皆因朕之前的变革以赎买转型做了样，他们或能接受赎买转型，是以也就是观望而不全力反对。只是，若要强分，那他们岂能愿意？你要知道，东虏能保他们的地，他们竟是连头都肯剃的。”
“真要闹翻了脸，用刺刀来解决的地步……你还需知道，此事先发地区的繁花似锦烈火烹油，可并不会长久。一旦欧罗巴有变，市场被阻，多血症爆发，那是要出大事的。”
“到时候，内忧外患之下，天下局势，岂还能在你我掌握之中？到时候，只怕便不是你我能控制的，一旦无法控制……便做成了，这天下或是好了，可祖宗基业、三昭三穆，皆亡矣。”
“是以朕才言：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道其一。这一线生机，稍有差错，便不可把握。”
“而这一线生机，就是日后的多血症爆发危机之中。危机之中，若做的好，便可趁着危机，低价抄底，以朝廷国库、中央之银行，买其资产，变为官产。”
“在此之前，不打仗、不开边、多攒钱、多备粮米。”
“待危机过去，繁荣再现时候，朝廷手里有了产业，又赶上一轮新的经济热潮，便再以工业债券的方式，赎买转型。”
“如此，一箭六凋。”
“其一，新兴之大商大贾，元气大伤。朝廷手里，可掌控的资产倍增。”
“其二，危机之中，以扶桑田赈济失业雇工，得其支持，瓦解其志。”
“其三，借危机急需市场之情势，郑伯克段于鄢，放开豫皖，旧经济崩溃，商业盘剥，叫自兴国公时留下的‘激进’退潮。”
“其四，瓦解实学派皆为一二省人抱团之可能，而以实学学堂选拔人才，勿使得非用他们不可。”
“其五，变革之旗，紧握在朝廷手中。”
“其六……便是……嘿……便是这天下仍旧姓李。”
“这就是那一线生机，若能做成，则或可保皇冠不落。”
“朕亦知极难，稍有差错便万劫不复。但这本身就是逆天改命之事，亏得知了许多道理，不然一旦多血症爆发，前所未见，不知所措，所有矛盾全都引爆，无力回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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