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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九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第 2/4 页)

    但正是这个史书上大书特书“仁宗盛治”时期，帝国的问题愈发深重，窘迫到了赵祯死后几年，赵顼即位时，不变法都不行的程度。

    也正是这个时期，西边的夏国被玩崩，李元昊称帝，还留下了“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的夏人笑谈。

    赵祯驾崩后，臣子们非常爽快地给了其人“仁宗”的庙号，以鼓励赵氏子孙继续学习这位窝囊了一辈子的“好皇帝”。

    可惜，其后相继即位的赵曙、赵顼、赵煦都极不好忽悠，当今官家赵佶更是玩弄权术的好手。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和政争，不知不觉间，大部分权力又集中到了天子手中。

    看看公相蔡京这些年四起四落，表面再风光，还不是得为了皇帝鞠躬尽瘁，受尽骂名，更别论天子广造宫观和园林，却无人能制的权力任性。

    受约束的君权软弱可欺，不受约束的君权肆意妄为，都不能让国家强大。

    归根结底，还是大宋的立国方针出了问题。

    强干弱枝和守内虚外，有没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但没有守内虚外的大唐同样有不少问题，王朝末年的混乱还更恐怖。

    相对而言，大宋吸取前朝教训后，建立的政体反而更加成熟，也更加稳定。

    出路究竟在哪里？

    徐泽的回答是“天下为公”。

    国家若只是为了稳定而稳定，就会陷入把百姓当贼来防的局面，无法得到百姓真正拥护和支持。

    而其余的利益既得者也只会一面抱怨大宋的软弱，一面拼命地在大宋身上薅羊毛。

    徐泽明确解释“天下为公”是公共的共，而非公室的公后，赵遹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一点并不被时人所排斥。

    实际上，“天下为公”的观点一点都不激进，比这更激进得多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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