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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章 来自四十年后的马屁(第 1/3 页)

    我第一次听说何平这个名字是通过《当代》杂志，那时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灵与肉》。

    “我一直以来对“伤痕文学”的观点都是，它称不上是文学，只是工农兵文学的变种而已。它本身是一种官方文学，在改开初期文艺政策发生巨大调整，‘伤痕文学’就是简单地对运动的某些阴暗面的批评。”

    在那个“伤痕文学”占据文坛主流的年代，他的文章并没有出众到吸引我的地方，我只是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作家。

    后来他又写了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很有名，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叫做《福贵》，那时我才正视起了这个人。

    当时《今天》被取缔不长时间，我正在《新观察》杂志做冷板凳，在单位里时不时的就要接受一下审查。后来他们打算把我调到外文局的《中国报道》担任文学编辑。

    我实在是受够了这样的日子，就跟朋友李拓聊起了这件事，说我想换个环境，但在京城根本找不到容身之处。

    李拓答应帮我联系，我之所以跟他说就是因为他在京城的文学圈子里人脉广，很多作家朋友都愿意找他帮忙，我也是这个想法。

    我跟他说了不长时间，有一天他到我单位来找我，说地方已经帮我联系好了。

    我很高兴，问他具体情况。他告诉我在东北有一个作家朋友叫何平，他在写作的同时还跟自己所在的生产大队联合搞养鸡场。

    这一下子就勾起了我的兴趣，这时候何平的小说《福贵》正在国内如火如荼的传播着。只要是爱好文学的人就没有不知道这本小说的，它的作者也成了很多文学爱好者的偶像，只是当时鲜少有人知道何平的来历和身份。

    李拓跟我说完这件事，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就跑到了辽省。

    我足足做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中间还在奉城倒了一次车，到了平县的时候人已经困的不行了。

    那天何平并没有来火车站，来接我的是韩兆军。

    他跟我解释了原因，队里的母猪难产，何平正在给母猪接生。

    我听完心里觉得特别可乐，我接触到的何平都是在杂志上、小说上，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个作家，即便李拓跟我说过他跟他们生产大队合办养鸡场，我也只当是当甩手掌柜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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