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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三九章 新危机（上）(第 2/4 页)

    反倒是，另一件大事落在了京城朝堂之中——这个此时全世界儒学学术水平最高的、通过科举考试而选出的儒学最高圈子，在改元之后，不得不开始构建意识形态了。

    永嘉、永康学问，产生于特殊年代，是有点霸道的学问，是试图发展工商业、夺回故土复燕云十六州的学问。

    换言之，这是危急存亡之际好用的。

    但是，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看起来烈火烹油的盛世，军改之后，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有了与世界其余列强一战的实力。

    这本身也不难。

    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可以说，蒸汽机的使用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革命性改变。

    沙俄靠着手工业工匠搓火枪大炮，凭着自身体量，依旧搓出来个欧洲宪兵、欧洲压路机的身板。

    大顺的体量，搓一个前装枪时代的压路机身板，单纯技术上的考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正如刘钰之前和那些人讨论过的，所谓“奢侈的盛世的绝望”，对儒生来说，这才是这次改元惟新的最大问题。

    对刘钰来说，不是。因为他压根就不对这个古旧学问充满希望，既无希望，也就不存在绝望。

    但对儒学来说，这个问题很严峻。

    这边意识形态构建的基础，是血缘，是家庭，是国家，是社稷，是天下。

    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前。

    国家、社稷、天下，是一个基本算是一致的概念。

    儒学，是普遍的、世界性的、万世的，或者说，是一种自认为是普遍性的学问。

    因为，在此之前，世界、天下，就在九州这个圈子的范围之内不远。

    但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后。

    国家、社稷、天下不再是基本一致的。

    世界、地球，才是地理范围上的天下概念。

    大顺改元惟新，不同的人看到的意义是不同的。

    对于天底下顶尖的儒学大师而言，这一次改元，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推出一个说的过去的意识形态了。

    面对着欧洲的发展、交流的增加、宗教的入侵等等，包括大顺禁教在内的很多问题，因着基础的改变，意义也就不同了。

    满清禁教，是关上门继续当天朝。

    大顺禁教，是打开门，想要继续在世界这个圈子里混，出台手段打了一场宗教自卫战，为以后走出去做准备。

    这个不是嘴一张就能定性的，而在于大顺在禁教的几乎同时，派出了庞大的访欧使节团。

    并且下南洋是非常主观、且主动地利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并且在战后参与和会。

    虽然基本上算是去打了个酱油，“诸侯会盟”连个执牛耳的地位都没捞着，但齐国公日后确实可以说：当初亚琛合约签订的时候，我就坐在那。

    因为有油画。

    这种类似的区别，引申到大顺改元，并且内帑海贸财政收入能够和盐税、甚至一部分亩税抗衡的，且开始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的时候，摆在现在大顺的顶尖儒学大师面前的问题，就非常严峻了。

    儒学，是万世的、普遍的、世界适用的？

    儒学，是地方性的、中华文化圈适用的、和别的学问平起平坐的？

    儒学，是仅适用于特殊地域、特殊社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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