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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三九章 新危机（上）(第 3/4 页)

    儒学，是世界性的、普遍适用的、无需考虑地域社会特殊性的知识？

    想清楚了这对儒学意味着什么，也就明白什么叫“盛世下的绝望”了。当然也就明白刘钰为什么压根不绝望了。

    也就明白为什么大顺改元惟新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两淮盐改、苏北垦荒这些事，只能作为每日的日常扯淡，却不是儒学真正的大危机了。

    科举出身的真正儒学大手子，要是连这个危机都看不出来，只怕也根本不可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

    虽然好像听起来，感觉又成了空谈、扯淡了。

    实则对儒学来说，真的不是。

    相反，于此时，对儒学来说，这是个非常大、非常大、大到天的事。

    因为现在大顺正值“盛世”，既不是明末那种即将亡天下的危险，也没有原本历史上被外人楞砸开大门的救亡急迫。

    盛世之下的绝望、危机感，是一种奢侈而强大衍生出的意识形态危机。

    也是一种盛世之下，很强、但又没那么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立的无奈。

    伴随着西洋国家地理介绍的文章在大顺传播，渐渐让这些专门搞上层建筑的儒学大师发现，现在仿若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候，儒学式微。大一统之后，才逐渐发力。这种大争之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

    大顺只要不关门，而是继续要走争霸路线，搞激烈对抗，那么就越发给那些富国强兵派机会。而春秋战国时候的富国强兵派，和儒家的关系……一般都不咋好。

    再一个危机，就是儒学本身的圣学地位。天下越小、越封闭，这个圣学地位越高；越开放，越交流，圣学地位的危机就越大。

    尤其是伴随耶教的传教士封禁事件，既然耶教认为自己的这一套是普遍适用的、他们认为的天下是整个地球；那么儒学想要对抗，必须也要自己先相信，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是普遍适用的、天下就是整个地球。

    在他们看来，改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构建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得通的、大顺不关门继续往外走的、儒学是万世法且是整个天下普遍适用的圣学学问。

    而非是地方性的、地域性的、局部的、适用于特定社会的、拿到欧洲那边根本没法用的东西。

    这不是道德。诸如爱父母、爱家人、忠君之类的道德。

    如果仅仅是道德，那儒家就直接宣布，爱父母是儒家专有理念，谁爱父母谁就是儒生，宣布自己胜利就完事了，那倒是简单了。

    而是有礼、仁、义、忠孝、家族、血缘、纲常等等一系列，构成的一整套政治的、国家建构的、法律的、包括国际法的、道德的、是非标准的、解释得通的体系。

    并且这个体系，一定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适用的。

    并且是可以指导世界运行的。

    这不是自大，而是最基本的东西。哪怕耶教那样的宗教，哪个传教士会认为，这破玩意儿只在欧洲适用，根本不是世界都能用的？

    往小了说。

    伴随着明末开始的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反思，不要空谈义理，要事儿上见的思潮，直接导致刘钰为鼓动大顺新兴阶层对外开展而鼓吹的西方富裕论，在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

    刘钰鼓吹的西方富裕论，目的简直是司马昭之心了，摆明了是在鼓吹只要打过去、开了关，就能卖更多的茶叶丝绸棉布，他们的白银大大的有。

    但在大顺这边不要空谈义理的思潮之下，这种鼓吹也就早就了儒学的危机。既然不能广扯淡，要事儿上见，那怎么才能解释，西方富裕是因为真的践行了儒学思想而导致的？

    以前是真不用解释，周边夷狄，有一个算一个，穷的一批。

    甭管是蒙古、东南亚等方向，真的是穷的一批，所以无需解释，理所当然的可以认定，中原富庶是因为用了儒学。

    现在不解释不行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种衰败的、悲观下的防守。

    是已经默认了，儒学不是天下性的、普遍性的，把天下和国家概念做了切割的一种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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