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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 山西，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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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 山西，山西(第 4/4 页)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连婴儿也可以领，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兴奋，买了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们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顶。一人抱的大树都枯死了，乌黑地倒在大裂缝上，树杈子像手一样往外扎着，不知道死多长时间了。我的家乡是黄土高原，但这山顶上已经沙化得很厉害，长满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风一吹，我能听见沙子打在我牙齿上的声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为了让这个小城市精神一点，有一年它和所有临街的楼一起被刷了一层白浆，黑灰一扑，更显残破。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老宅子打算全拆了卖了。院里满庭荒草长到齐腰高，小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进跳出，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被人变卖，插满卷轴字画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门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张着。拆不动的木头椽子上的刻花被凿走了。我小时候坐的青蓝石鼓也不见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来后挖走的，用砖再填上，砖头胡乱地龇在外头。
房子属于整个家族，家族也已经分崩，这是各家商议的决定，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买下来修复。二〇〇五年我在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干线一〇九国道。每天一万六千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蓬布也拉不上，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
佛犹如此。
我把眼一闭，心一硬，如果现实是这样，那就这样，这些是没办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几年后，石榴树被砍了，我不知道怎么了，电话里冲我爸又哭又喊，长大成人后从没那样过。我爸后来找了一个新地方，又种了一棵石榴，过两年来北京时提了一个布袋子给我，里面装了几个石榴，小小的红，裂着口。
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着，在旅行的时候回忆童年。但我是从那儿长出来的，包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短信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见彩虹了。”
“再也”，这两个字刺目。
我和老郝动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个官员，他说：“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对。”
“临汾的？”
“嗯。”
他知道得很清楚。带着一点讥笑看着我：“你怎么不给山西办点好事儿？”
“我办的就是。”
王惠琴七岁了，剪了短头发，黑了，瘦了，已经有点认生了，远远地站着，不打招呼只是笑。一笑，露出两只缺了的门牙。
她家还是没有搬，工厂也没搬。在省环保局的要求下，企业花了六千万把环保设施装上了，带着我们左看右看：“来，给我们照一照。”我问：“你这设备运行过吗？”老总的儿子嘿嘿一笑：“还没有，还没有。”
当地炸掉了不少小焦化厂的烟筒，炸的时候，有个在工厂打工的农民爬到了烟筒上，苦劝才下来，跟我说：“你说我干什么去呢？地没了，贷款也难，房子也不能抵押。但凡能干点买卖，我也不愿意干这个，谁不是早晨起来天天咳嗽？”
八月，我采访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他说：“山西以往总说自己是污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耻而后勇，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来治污。”
我问：“之前也一直在说治理污染，但关闭了旧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开出来，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以前管不住？是因为责任制和问责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真正落实。就算经济总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员时，环保不达标，就要一票否决，钱再多，官员提升无望。”
我问：“也有人怀疑，它会不会只是你任期的一个运动，过去了，可能会恢复常态？”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责任制，一个是问责制，只要这两条能够认真坚持的话，我想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在污染发生前，就让公民参与进来去决定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说：“你提了一个很对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公民运动，让公民知道环境到底有什么问题，自己有哪些权利，怎么去参与，不然……”
他没说下去。
一个月之后，临汾黑砖窑事件，于幼军被调离山西，孟学农任代理省长。一年之后，襄汾塔儿山铁矿溃坝，二百七十七人遇难，孟学农引咎辞职。我从家乡人嘴里听到一句惨伤的自嘲：“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临汾八年内换了五任班子，塔儿山溃坝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员副厅级干部四人、处级干部十三人、处以下干部十七人。当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国土局的一个科长，服刑一年。
在临汾时，我曾去龙祠水源地拍摄。
没有太多选择。临汾下面的尧都区有三个主要的水源地：龙祠、土门和屯里。根据环保局二〇〇五年六月的监测，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十五口水井，总硬度和氨氮浓度大多严重超标；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过重，在二〇〇三年十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饮用水源。
山被劈了三分之一，来往的煤车就在水源地边上。水源地只有十亩左右，“最后这点了，再没有了。”边上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二〇〇〇年，我们家的合影。我爸现在还一个人住在山西，他把这张照片放得很大挂在客厅墙上。
《飞越疯人院》中的麦克默菲。他押了十美金，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
第七章 / 山西，山西(第 4/4 页)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连婴儿也可以领，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兴奋，买了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们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顶。一人抱的大树都枯死了，乌黑地倒在大裂缝上，树杈子像手一样往外扎着，不知道死多长时间了。我的家乡是黄土高原，但这山顶上已经沙化得很厉害，长满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风一吹，我能听见沙子打在我牙齿上的声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为了让这个小城市精神一点，有一年它和所有临街的楼一起被刷了一层白浆，黑灰一扑，更显残破。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老宅子打算全拆了卖了。院里满庭荒草长到齐腰高，小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进跳出，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被人变卖，插满卷轴字画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门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张着。拆不动的木头椽子上的刻花被凿走了。我小时候坐的青蓝石鼓也不见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来后挖走的，用砖再填上，砖头胡乱地龇在外头。
房子属于整个家族，家族也已经分崩，这是各家商议的决定，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买下来修复。二〇〇五年我在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干线一〇九国道。每天一万六千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蓬布也拉不上，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
佛犹如此。
我把眼一闭，心一硬，如果现实是这样，那就这样，这些是没办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几年后，石榴树被砍了，我不知道怎么了，电话里冲我爸又哭又喊，长大成人后从没那样过。我爸后来找了一个新地方，又种了一棵石榴，过两年来北京时提了一个布袋子给我，里面装了几个石榴，小小的红，裂着口。
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着，在旅行的时候回忆童年。但我是从那儿长出来的，包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短信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见彩虹了。”
“再也”，这两个字刺目。
我和老郝动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个官员，他说：“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对。”
“临汾的？”
“嗯。”
他知道得很清楚。带着一点讥笑看着我：“你怎么不给山西办点好事儿？”
“我办的就是。”
王惠琴七岁了，剪了短头发，黑了，瘦了，已经有点认生了，远远地站着，不打招呼只是笑。一笑，露出两只缺了的门牙。
她家还是没有搬，工厂也没搬。在省环保局的要求下，企业花了六千万把环保设施装上了，带着我们左看右看：“来，给我们照一照。”我问：“你这设备运行过吗？”老总的儿子嘿嘿一笑：“还没有，还没有。”
当地炸掉了不少小焦化厂的烟筒，炸的时候，有个在工厂打工的农民爬到了烟筒上，苦劝才下来，跟我说：“你说我干什么去呢？地没了，贷款也难，房子也不能抵押。但凡能干点买卖，我也不愿意干这个，谁不是早晨起来天天咳嗽？”
八月，我采访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他说：“山西以往总说自己是污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耻而后勇，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来治污。”
我问：“之前也一直在说治理污染，但关闭了旧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开出来，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以前管不住？是因为责任制和问责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真正落实。就算经济总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员时，环保不达标，就要一票否决，钱再多，官员提升无望。”
我问：“也有人怀疑，它会不会只是你任期的一个运动，过去了，可能会恢复常态？”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责任制，一个是问责制，只要这两条能够认真坚持的话，我想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在污染发生前，就让公民参与进来去决定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说：“你提了一个很对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公民运动，让公民知道环境到底有什么问题，自己有哪些权利，怎么去参与，不然……”
他没说下去。
一个月之后，临汾黑砖窑事件，于幼军被调离山西，孟学农任代理省长。一年之后，襄汾塔儿山铁矿溃坝，二百七十七人遇难，孟学农引咎辞职。我从家乡人嘴里听到一句惨伤的自嘲：“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临汾八年内换了五任班子，塔儿山溃坝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员副厅级干部四人、处级干部十三人、处以下干部十七人。当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国土局的一个科长，服刑一年。
在临汾时，我曾去龙祠水源地拍摄。
没有太多选择。临汾下面的尧都区有三个主要的水源地：龙祠、土门和屯里。根据环保局二〇〇五年六月的监测，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十五口水井，总硬度和氨氮浓度大多严重超标；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过重，在二〇〇三年十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饮用水源。
山被劈了三分之一，来往的煤车就在水源地边上。水源地只有十亩左右，“最后这点了，再没有了。”边上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二〇〇〇年，我们家的合影。我爸现在还一个人住在山西，他把这张照片放得很大挂在客厅墙上。
《飞越疯人院》中的麦克默菲。他押了十美金，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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